杂谈

今天读了一篇文章，讲中国的社会活力从哪来。

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中国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有全球最全的产业链，也有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更有全球最勤奋的劳动力。在这一接近常识的认知下，我很少思考中国这强大的动能到底从哪里来。这篇文章给了我一些启发。

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描述了一个被阶层固化在美国“铁锈”地带一家爱尔兰移民的悲惨经历，从现实层面解释了特朗普的胜选原因。作为曾经世界灯塔，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在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失控的疫情到“黑命贵”运动再到占领国会大厦的暴行，这座灯塔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黯淡。

汤恩比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现在看这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为什么中国会表现出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阶层还没有出现固化，城乡间、一二线城市间还有着持续的流动性。

促进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完整多元的经济体系。

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驯化下的国家，家庭在每一个国人心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中国人热爱储蓄，储蓄率全球第一，因为上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必须留有余地才能生存下去。另外，由于养老体系的薄弱，中国的老人绝大多数还是选择家庭养老，通过子女来完成“养儿防老”的古训。

有了家庭，就有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从90年代开始，农名工成为中国社会流动大军中的主力，在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都有着农民工的身影。第一代农民工像上世纪移民美国的化工一样，对城市没有丝毫眷恋，他们要做的就是把在城市赚到的钱，快速的寄回农村老家，来养活老家的一家老小。但随着城市化的深化和中国经济的腾飞，第二代农民工以及大学生开始把城市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家，在城市里扎根奋斗，争取把乡下的老小或者年迈的父母接到城市里来。于是每年的春节，田间地头会出现一个个上海Tony和深圳Mary。城市化继续深入，城乡生活差距持续缩小，在一起大城市又出现了“返乡”的高收入群体，他们厌倦城市的污染和喧嚣，在财务自由的情况下选择环境更好的乡下来生活。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了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族群间的流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能。

除了家庭本位和城乡结构外，中国完整多元的经济体系是支撑社会流动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有着最全的产业链，也有着多元的就业渠道，无论你是有着技能的工人还是大学毕业生亦或是网红明星，都有着各样的渠道可以解决生计问题，甚至可以有不菲的收入。这种多样性给了中国人更多的选择，让流动的阶层有更强的底气，更深的动力去追求更精致的生活。仅仅是在农业生产领域，我国既有完全面向市场的机械化大生产的规模农业，又有或面向市场、 或自给自足，抑或二者兼有的小农经济。

这三个要素的结合，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强大的动能。但这种动能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提升（预计203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0%），这种依靠城市化的人口向上流动将变得缓慢，如何创造一种更为社会全员接受的体制机制，让老百姓愿意并有条件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让社会不同层级间保持良好的流动性，不陷入阶级固化的桎梏，正考验着我们的领导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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