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曾做出一个决定,一年要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
然后,这个习惯我保持了十几年都没有改变。
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年看了三百六十八部电影,这就是极限了。这是我一边画漫画一边达成的纪录,所以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了。
个人放映室一族如果一天看一部电影,一年下来就能观看三百六十五部,不过因为个人放映室周日及节假日休息, 所以即便是评论家,应该也很少能一年看到三百六十五部吧。
不过我居然真的能坚持每年观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啊。
我的漫画家朋友们如果有空,一般会聚在一起喝喝酒、 打打麻将,但这些时候,我却一直在看电影。到了圣诞节、新年这些日子,一般都是一家团聚或者跑场喝酒,而在这样的日子里,青春时代的我也只顾着往电影院跑。 当然,这是从前的事了,当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旅行, 高尔夫还属于精英们玩的游戏。
那个时代,从大阪去东京都是个大工程。在二十五岁的学生时代,我独自去了东京。我找好了租住的房子,一边来往于东京和大阪,一边上学、跑出版社。即便身边有出版社的人和同伴,也没有一个友人能和我讨论电影。
“下周休息的时候去看电影吗?”
“电影?电影倒也不错,不过还是去喝酒吧,喝酒吧。”
就这样,就算我邀请画漫画的朋友,结果还是会被他们抓去喝酒。
当时比我小十岁的年轻人全都是电影粉丝,现在的我看来,真是羡慕得不得了。
居然光顾着喝酒却不看电影,这叫什么青春啊。随便你们了——我怀着这样的心情,继续孤单地往返于电影院。
我变得内向了不少。
即便我向朋友们诉说电影带来的感动,如果对方不感兴趣,那也是白搭。
过了三十岁,日日忙碌的我还没有恋人。我本来就工作繁忙,还要像快递货车一样往返于东京和大阪,自然和恋爱的机会无缘吧。
大家都知道,一月元旦那天闹市区的店铺基本都关了, 只剩下电影院还在放映电影。元旦的大清早就一个人去看电影,有这样的三十岁男人吗?那就是我。我觉得,自己确实是个怪人。
在空荡荡的闹市区,我吹着北风钻进电影院的入口,这种心情实在让人难受,胸中满是孤独感。比这更寂寞的是平安夜。酒友们还是老样子,喝得酩酊大醉。不,酒吧的宰客力度比平时还要厉害。在那样的夜晚,你进入电影院,会发现八成左右都是年轻的情侣。与观众们欢腾的气氛相反, 三十岁的单身男人,凄凉又悲惨。
啊啊,必须娶个老婆才行啊 —这个念头令我着急了。
不过,我对自己的理想对象,有一个绝对条件。
首先她要喜欢电影。
我一年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对方要同意跟着我一起看。这条件有些过分。首先,对于我每年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的行为,大部分女性应该会目瞪口呆,或者觉得怪恶心的吧。
还有补充呢。即便对方是个爱电影爱到废寝忘食的影迷,但如果是小林旭、赤木圭一郎等人的狂热粉丝,或者看过锦之助和云雀合作的所有电影,又或者能记住所有歌谣电影 ,那这类影迷我也“敬谢不敏”。因为和我的喜好不一样。
这样一来,我找老婆就会极其困难。拜此所赐,我一直单身。
和我单身时期的记忆联系紧密的,有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主演的《正午》(High Noon,1952)和卡罗尔·里德 (Carol Reed)的《第三人》(The Third Man,1949)。我记得这两部电影几乎是同时上映的,我还是连着看的。不管怎么说, 这两部电影的音乐都难分高下。当时,街上处处都流淌着这两片主题曲的旋律。它们占据了音乐排行榜前列约半年之久。
昭和二十七年(1952 年),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 的《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1945)在日本上映了。看了这部电影,我学习到了何为电影的浪漫。直到现在,我心中排名第一的电影都是这部《天堂的孩子》,并且从未改变。这部电影,我是在骏河台街角一家小小的影院里看的。影院虽小,但观影结束出来时,我的心却如气球一般饱满充实。
这一年,我开始在《少年》杂志上画《铁臂阿童木》,在 《少年画报》杂志上画《仙人掌小子》,在《少年俱乐部》杂志上画《洛克冒险记》。我常常从工作室溜出来,跑去看电影。编辑们会大发雷霆地追过来。
如果被找到,我就会像《第三人》中的奥逊·威尔斯 (Orson Welles)一样,从藏身之处稍露出脸来,一脸嘲讽却又有点害羞地歪嘴一笑。这一笑流行了起来,我的朋友如果在酒馆被编辑逮到,大家都会化身奥逊·威尔斯,歪嘴一笑。
终于,我下定决心,要找老婆了。
在经历过好几次相亲后,我相到了一位律师的女儿。她长相普通,讨厌医生。
见过之后,我发现她虽然长相普通(大家都说她长得很像我笔下的女性角色,不过我不这么认为),但她书架上摆满了我的漫画书。我非常高兴,决心要和她在一起。(写东西的人一般都对读者很没抵抗力。)
我是一个拖稿的天才,所以第一次约会,我也迟到了很久。于是,她等得不耐烦,回家了。这可非常糟糕。
我好不容易把她叫了出来,两个人四处闲逛,也不知为什么,我把她带到狮子啤酒馆去了。明明可以去咖啡馆的, 为什么我要邀请她去狮子啤酒馆呢?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她明明也不太能喝酒。也就是说,我脑子里大概只能想到酒和电影吧。
所以,后来发展到了邀她去看电影的阶段。
“看什么呢?”我问道。
“我想看有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参演的《野玫瑰》。”她说。
哎呀,感觉是部很没劲儿的电影,果然女人就喜欢这类的啊,我觉得我又会睡着。
但是,当我来到影院门前,居然发现《野玫瑰》有一部附赠动画。那就是我一直想看的哈拉斯与巴彻拉的《古早奇谈》。真是赚到了!我几乎要脱口而出。我立刻有了精神, 兴高采烈地去买了票。可是,当这个动画结束后,我的热情瞬间就没了。我还冷漠地跟她说什么自己要赶不上火车了, 就急忙一个人走掉了。
这明明是场约会,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这不是和甩了那女孩一样吗?据说她一个人孤单地继续看完了《野玫瑰》。
接下来的一次约会更过分。我们两人来到一家河豚料理店,可我却醉得满脸通红 —鳍酒上头了。我晃悠悠地和她出了店,为了醒醒酒, 我们来到咖啡馆坐下,结果我就这样呼呼大睡起来。听说人家姑娘很无奈地一直盯着我的睡脸,等着我睡醒。
因此,我以为她肯定不想和我这样的怪人组建家庭。可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一年后结婚了。正所谓命运比漫画更有趣。
结婚以后,我还是老样子,频繁引发一些不像话的事件……(举个例子,结婚典礼那天,我因为画稿子而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那可是我自己的婚宴啊!还有……)算了, 不说了。这和电影没关系。
十几年过去,在孩子快长大时,为了对他们进行电影教育,我们会全家一起出门看迪士尼、卓别林的电影……那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我妻子居然是个电影通。
且听我道来。在我最爱的电影中,有一部叫作《霍夫曼的故事》(The Tales of Hoffmann,1951,另译《曲终梦回》),是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的作品。
大部分普通人的记忆里,是没有这部电影的。这是在《红菱艳》(The Red Shoes,1948)之后完成的芭蕾电影,喜欢的人非常推崇,但普遍的评价却不怎么高。不过,对我来说, 这却是一部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电影,并且对我的工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电影。据我所知,电视上仅仅播放过一次。
一次,我偶然得知,这部电影将在国立电影中心进行为期一天的复映。
“我要去看一部叫作《霍夫曼的故事》的电影哦。”我随口和妻子提了一下。
谁知妻子居然兴奋地说道:“我想看!”
“你看过这部电影?”我半信半疑地问道。她为什么会知道这个被彻底遗忘的电影名字?
“我早就想再看一次了!”
“你应该更喜欢《红菱艳》吧?”
“我不是很喜欢《红菱艳》。《霍夫曼》比较好看!”
“嘿,我们观点一致。我也觉得《红菱艳》一般般……那咱俩一起去看吧。”
就这样,我们出门了。放映会上全是些年轻人,里面只有我们俩是大叔大婶。
总之,她这句“我喜欢《霍夫曼的故事》”让我感到幸福。这就是所谓的影迷。
我把电影旬报发行的《外国电影作品辞典》翻了出来, 让妻子确认一下从战后到现在看过有印象的电影。真的有好多!她真的看过好多电影啊。她年轻时看过的电影,数量甚至超过了我。没想到她居然超过了每年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的我!并且,她对作品的偏好大致上也和我一样!
当然一些细节上还是不一样。比如说,妻子喜欢歌舞片,非常偏爱罗萨诺·布拉齐 (Rossano Brazzi),对 B 级片和血浆片则完全不感兴趣。不过,每当妻子口中说出《巨人传》(Giant,1956)、《奥菲斯》(Orphée,1950)、《参孙和达莉拉》(Samson and Delilah, 1949)、《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1954)、《深闺疑云》 (Suspicion,1941)、《蝴蝶梦》(Rebecca,1940)、《七对佳偶》 (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1954)等片名时,我就会对以前的约会感到懊悔。
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向对方说起这样的话题呢?结婚后几十年,我们明明有更多机会可以两人一起看电影的,却在今时今日才注意到这一点。
看了这篇文章的年轻影迷们啊,但愿你们的结婚对象能是一个电影通。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应该问清楚对方喜欢什么电影。留心这些小细节,即便遇上了倦怠期夫妻吵架, 事后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