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药企毅然“断腕” ，高投入换高回报的时代结束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氨基观察，作者｜武月

只要盯住巨头在做什么、追赶什么，就能描绘制药行业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晴雨表。

过去一年，2022年制药业务收入全球排名前10的大药企砍掉的管线超过50项。今年一季度，砍管线潮还在继续。

Biotech砍管线、裁员，是为了活下去，而这些不差钱的跨国大药企，动起手来，更是一点儿不含糊。

或因为技术不成熟、难成药，或由于竞争格局变化、战略失误，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压力、政策调整……

由于占据资金、商业化各项优势，大药企往往采取广撒网式管线布局，而当它们集体砍管线、终止合作、裁员，或许意味着它们笃定，过去那个高投入换高回报，大开大合的时代结束了。

汹涌的砍管线潮

跨国大药企们都在精简管线，收缩战线。

随着2022年报的公布，大药企在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披露了其产品线的变化。过去一年，2022年制药业务收入全球排名前10的大药企砍掉的管线超过50项。

整体来看，被砍掉的管线大多处于早期临床阶段，但也有处于三期临床的管线被抛弃，比如，赛诺菲暂停BTK抑制剂托莱布替尼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和重症肌无力的三期临床，艾伯维、强生、罗氏也终止了多个后期项目，其中，罗氏、赛诺菲因此损失颇大。

比如罗氏。根据财报，2022年其资产减值超31亿美元，涉及12款主要产品，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抗癌药物Gavreto减值7.26亿美元，

去年四季度，罗氏对其后期项目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正式取消了ipatasertib和阿比特龙联合治疗方案，该方案曾处于用于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一线治疗的3期试验；三个PD-L1抑制剂Tecentrig组合、失败的阿尔茨海默病候选药物gantenerumab和特发性肺纤维化药物。

汹涌的砍管线潮，还在继续。

在最新公布的2023年一季报中，诺华、渤健、武田、辉瑞、罗氏、辉瑞和阿斯利康等药企的主题仍是降本增效。

在2023年一季度对研发项目进行全面审查之后，诺华决定“去伪存真”，终止继续开发管线中10%的非核心项目。

赛诺菲也报告了管线调整，包括结束BTK抑制剂atuzabrutinib 的开发，停止Dupixent的过敏性真菌性鼻炎和无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两个项目，抗TNFa/IL-6纳米抗体正在根据效益/风险评估而被削减。

渤健则对研发管线进行较大范围调整，暂停多项卒中相关研究、重新集中于基因治疗以推进基础技术研究。其在一季报中表示，为了节约研发费用将终止BIIB093（注射用格列本脲）用于治疗大脑半球大面积脑梗死的三期研究，以及用于治疗外伤性脑损伤的二期研究。

艾伯维终止了囊性纤维化和TNFα ADC药物ABBV-154的开发，前者2期临床失败，后者则是由于临床收益与风险不匹配。

除了上述管线，前几年肿瘤免疫的热闹光景不再，如今成了“重灾区”。2022年四季度至今，包括BMS、罗氏、吉利德、艾伯维在内的大药企砍掉了40项免疫肿瘤管线。

在肿瘤领域占据优势的BMS，砍掉的项目最多，包括两个CTLA-4项目、STING激动剂以及一项CAR-T疗法I期试验。收益缓慢，是BMS进行削减的最核心原因。

罗氏则砍掉了三个PD-L1抑制剂Tecentriq3期试验，分别是用于一线转移性尿路上皮癌（Tecentrig + chemo）、二线非小细胞肺癌（Tecentriq +Cabometyx）和二线her2阳性、PD-L1阳性转移性乳腺癌（Tecentriq +Kadcyla)。

收缩管线的同时，大药企也上演了一波“退货潮”。

比如，强生终止与IPSC领域先驱Fate公司的合作；礼来将信迪利单抗的权益退还给信达生物；赛诺菲将SHP-2抑制剂RMC-4630的全球权利归还给Revolution；BMS在支付6.5亿美元后，将IL-12融合蛋白DF6002的所有权利归还给Dragonfly。

不难看出，这些不差钱的跨国大药企，动起手来，一点儿不含糊，大钱要省，小钱也要省。

环境发生了变化

手握庞大管线，优化管线对于大药企来说是常规操作，原因也不尽相同。

有的是因为安全性或疗效不佳被动放弃，有的则是对项目前景评估后主动进行的优胜劣汰，但这一次，多家药企在业绩会上都提到了愈加严苛的宏观经济压力。

宏观压力之外，政策和监管问题也是悬在药企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药企面临着一系列政策和监管问题，这些都会影响药品进入市场的速度、供应链以及药物定价政策。

这一次，大药企密集砍管线的行动背后，就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造成的定价压力有关。此前，吉利德、强生、诺华、艾伯维等药企高管，均对此表达了担忧。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创新药的“天堂”。但美国创新药定价，也存在着阴暗的另一面，即药物价格过高，患者可及性差。

202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意在对抗通货膨胀，并降低美国家庭的成本，其中医药改革措施更是重中之重。

法案落地后，美国医保控费来势汹汹。继此前胰岛素降价打响美国版医保控费第一枪之后，美国医保控费紧接着开出了第二枪，对部分涨价超通货膨胀的药物进行罚款。

尽管法案目前瞄准的还是老药，特别是上市9年后的小分子药品和上市13年后的生物药，对于创新药，美国的政策仍然是保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药企可以完全高枕无忧，毕竟连政府不能与药企谈判的铁律都打破了，后续会发生什么谁又清楚呢？

去年11月，BMS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曾表示：“受IRA影响，公司正在考虑停止开发一些项目，预计肿瘤项目受到的影响最大。”这一说法，在其管线大调整中也得到了印证。

辉瑞CEO也直言，不会低估法案的影响。事实上，3月13日，辉瑞花费430亿美元收购Seagen，目的不仅是为了充实管线，还是为了应对法案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为，Seagen目前上市的药物除了Tukysa外都是生物制剂，这意味着面对未来的药价谈判，Seagen的生物药比小分子药物具有更长的排他性。

归根结底，环境发生了变化。而这场变局，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重新思考药企生产力

药企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新冠疫情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得药企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不确定性，它们对于未来的看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有人都越来越关注创新回报是否充足。德勤2019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尽管生物制药公司在过去10年中为创新进行了大量研发投资，但同期回报率大幅下降，从10.1%降至1.8%。这意味着平均每年下降0.83%。

为了提高投资回报率，药企正在从不具优势的领域抽身，让自己更加聚焦。这也是身处变革时代，药企必须的动作，但需要指出的是，砍管线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效率提升。

与其他行业不同，药企通过管线收缩、裁员等举措，舍弃了一些机会，能够达到降本的目的，但能否换来真正的效率提升，还是一个未知数。

核心还是在于，新药研发本身极高的不确定性。要扭转回报率下滑的趋势，需要研发生产力的转型变革。

新药开发像赌博不假，但下注也应该是有选择性和战略性的。

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药企需要抓住每一个机会，重新思考制药生产力，并将其纳入药企所做的每一次变革努力中。这也是正处在变革中的国内药企需要考虑的问题。

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低迷看衰的资本环境，愈加严苛的监管审批，创新药企需要更多勇气与思考，继续创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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