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什么热衷在音乐节“摇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音乐先声，作者 | 丁茜雯，编辑 | 范志辉

尽管五一假期已过，但音乐节带来的狂欢余韵仍在社交平台扩散。

这之中，一度被明令禁止的旗帜文化也引来不小的争议。而在不少摇滚音乐节现场的视频号评论区，有网友也直指乐迷手中标语各异、图案五花八门的大旗不妥，有“毒害”年轻人之嫌，甚至旗帜文化、音乐节乃至摇滚乐也一并遭到“网暴”。

诚然，即便是在音乐节已逐渐大众化，但与音乐节息息相关的旗帜文化，或许还是具有一定的亚文化属性，同样经历着小众到大众的必然争议。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年轻人热衷在音乐节现场摇旗呢？

音乐节旗帜大赏

纵观五一期间各大音乐节上飘扬的旗帜，会发现年轻人“摇旗”背后，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意义和现实诉求。

这些旗帜内容，大致可分为摇滚文案、歌名或歌词、乐队标志、乐迷组织标志、商业品牌标志等，大多围绕在标语化、口号化的文字表达上，诸如歌词、网络用语、名言等，也伴有更为直观的图片大旗，印刷乐团标志、表情包等。

可以看到，这些旗帜内容大多反应了社会现实，有对生活宣泄、摇滚文化的致敬，也有呼唤爱、自由、逃避现实等情绪表达，很大程度上，这些旗帜也传递了一种无法在日常中所看到的“反叛精神”。

以烟台黄渤海迷笛音乐节为例，便出现了印有“知识分子也要跳舞”、“我被摇滚乐吓死了”、“一代人终将死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我真的不想结婚”等反映当下年轻人思想的旗帜。

当然，即便摇旗已经成为音乐节文化的重要构成，但如今不少音乐节在禁止事项中也明确点出“禁止携带标语、横幅”、“禁止携带旗帜、旗杆（包括伸缩旗杆）”，更不说各类带有政治、种族、宗教内容的横幅与旗帜。

这也引发了与乐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在五一期间的北京草莓音乐节、大连LMF音乐节、太湖湾音乐节等均明令禁止乐迷携带旗杆进场，但仍旧有不少乐迷“顶风作案”用尽办法带入场内。这也不免令主办方与乐迷之间引发围绕旗帜的东躲西藏“游击战”，极易滋生踩踏、拥挤等危险情况。

更有部分音乐节会加强安保系统，在观演期间查处没收旗帜，比如在今年五一档的太湖湾音乐节，便出现了不少乐迷在安保系统的“铁皮”防御下，仍见缝插针挥舞着带入场内的旗帜，双方也为抢夺旗帜产生激烈冲突。据现场乐迷反映，哪怕不少乐队在台上主动提及摇旗、开火车，依然不被允许。甚至早在4月初的淮安龙宫音乐节现场，一度出现摇旗、开火车、奇装异服的乐迷群体被带走处理的治安场面。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各大音乐节来说，部分虽未列入书面禁止但同样因极具争议色彩的旗帜也是不为允许的。在五一期间，太湖湾音乐节、济南麦田音乐节便出现了安保审查旗帜内容，将具有代表LGBTQ群体的彩虹旗扣押没收的争议行为。

即便最后成功将大旗举起，也并不意味着便能“全身而退”。比如同样是在五一举办的魔都制躁音乐节上，便出现了乐迷与安保人员对峙，产生激烈冲突的现象，甚至一度出现肢体冒犯、强行搜身。

除此之外，随着主流艺人登上音乐节，饭圈文化的涌入也让音乐节上的旗帜文化有了一些新变化，注水旗、发光旗以及含有饭圈手作形象或手幅设计的旗帜也频繁出现在音乐节上。

由于这类旗帜因形象普遍“温和”，内容以宣传艺人为主，似乎更容易逃脱被禁止挥舞的命运。比如在今年3月举办的安阳音乐节，周震南粉丝便在场外人行道铺设大量注水旗，内容不乏为应援其演出送上的祝福标语。

同样的，类似于手幅设计的旗帜也是如此，多以艺人姓名、卡通形象结合，有着高度亮系色彩。比如在今年五一期间举办的北京无限音乐节，便出现了印有粉丝所绘制的Mr.Miss主唱刘恋卡通和真人形象、粉丝应援语设计的旗帜。这种设计的旗帜也极具特殊应援标志性，诸如薛之谦、张紫宁等艺人粉丝也同样如此。

另外，随着地方文旅与音乐节紧密结合，凸显城市风貌的旗帜也成为了音乐节大旗中的一道风景线，比如淄博烧烤地图、南京地图、“摇滚烟台”等图画标语，便是烟台黄渤海音乐节旗帜中的亮点。

当然，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乐旗帜还是商业化后的粉丝旗帜，实际上都难免要受音乐节场内禁止条例所限制。但站在乐迷角度来看，“无视”这些禁止事项，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旗帜承载了对音乐节氛围的期待，同时这也是支持艺人参与音乐节的重要应援方式。

为什么年轻人热衷“摇旗”？

诚如“死墙”是金属乐迷对金属乐队演出的最高认可，摇旗也可说是音乐节从小众初生时便具有的社交礼仪。

作为摇滚乐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旗帜也代表着台下乐迷身份或是归属地的ID，摇旗也是乐迷向演出者致以呐喊、调动演出氛围、观演沉浸式体验的重要内容，能够极大地将演出推向“疯狂”的高潮。

当然，这在现场也难免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比如不少旗帜的旗杆长度愈加超越理性化，在日照新青年音乐节上便出现了高达六米的伸缩旗帜，与舞台高度持平，而这类大旗也因受风向、力度等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掉落伤人风险。

但对于乐迷而言，音乐节更像是一个脱离现实具象的乌托邦，而这些来自不同乐迷打造的旗帜也是表达自我、致敬乐队或是展示“摇滚精神”的具象代表。更进一步来说，旗帜文化既是乐迷获得音乐节的参与感、体验感的一种方式，更是乐迷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回忆录”。

在3月的海口迷笛音乐节中，一位遗失了印有左右乐队标志旗帜的乐迷便全网寻“旗”，而据其评论中所示，这也是一面跟随了其多年来参与音乐节的旗子，“左膀右臂的热血与汗水都在上面”。

当然，这也是吸引同一圈层文化受众的“信物”，比如在4月底举办的成都仙人掌音乐节，便有乐迷将彩虹旗带入场内“签旗”，吸引了不少具有同样观点的乐迷留下签名。

同时，旗帜作为天然商业植入口，不少品牌方尝试借用摇旗的形式与音乐节文化相共通，来为品牌增添声量。比如在济南麦田音乐节、烟台黄渤海迷笛音乐节上，便出现了山东本土连锁品牌“阿水大杯茶”的品牌IP旗帜的身影，给外地乐迷留下深刻印象。有网友便表示，“麦田音乐节结束后，再看到阿水大杯茶就立马下单了，这都是一场音乐节过命的交情了。”

总的来看，即便旗帜文化不再单纯作为摇滚乐迷的专属，但基于为应援、品牌曝光等而服务的旗帜，其在音乐节的存活也同样拥有了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粉丝经济加持下的旗帜产业链

而旗帜的需求水涨船高，对于民间来说也是一条相对应的产业链。

不同于以往旗帜设计来自于网图或是标语为主，随着乐队与Rapper偶像化、偶像艺人参与音乐节成为普遍现象，流行在偶像粉丝中的追星应援文化也渗透进摇滚乐文化，对旗帜的产出也形成一定的粉丝经济效应。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注水旗的铺设。如上文所述，注水旗也是偶像粉丝以更为规范化的形式占据音乐节应援，更是当下粉丝应援承接工作室与粉丝方面的主要合作应援方式。

据某工作室透露，注水旗价位一般在200元左右一支，“主要是看版面设计和印刷质量、高度、尺寸大小，对于粉丝来说，音乐节人流大，如果普通的旗帜无法在场内应援的话，注水旗也是可以解决粉丝和艺人想要的排面问题。”

随着旗帜版面成为粉丝更为注重的内容，也同样养活了一批饭圈美工。在小红书、微博、豆瓣等平台上，承接旗帜设计约稿的美工们，定价也在百元至千元不等。

曾为气运联盟、杨和苏等艺人粉丝提供旗帜版面设计稿的画手“睡不困”便表示，在音乐节，粉丝会更加倾向旗子能够直观令台上偶像注意到，“相对也与以前的旗子有所不同，所以版面是否美观、设计是否有新意是很重要的。一些需要美工兼具设计和画原创Q版形象功能的设计稿要价可以到四位数以上，也有很多粉丝为爱发电无偿提供版面设计，比如刘恋粉丝举的大旗画稿，就是她的粉丝圈中的美工无偿授权给粉丝用来做应援的。”

她也指出，随着音乐节数量井喷，拥有流量的艺人演出增多也约稿增多，“受惠是肯定的，像是气运联盟、周震南、张颜齐等这些偶像乐队或是Rapper，粉丝体量也很大，为了每一场音乐节都能给到艺人十分瞩目的应援。所以，手幅、灯牌其实不太吃香了，现在流行做旗帜相关，同行们大多月收入也很可观，档期每个月都排很满。”

从原有摇滚圈层进入粉丝圈层，粉丝经济加持下的旗帜文化得到了商业化的可能，某种意义上，也赋予了旗帜更为具像化的象征意义，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精神寄托。

结语

如同手幅、应援灯、应援色这些应援方式，是粉丝为偶像所打造出来的代表物，旗帜也是音乐节的文化符号。而在当下，摇旗却成为了大众眼中一定的“不良”现象，也侧面反映出，即便音乐节从小众走向大众遍地开花，摇滚文化仍然是处于亚文化领域。毕竟，不仅是旗帜，包括跳水、Pago、死墙等衍生内容在内的诸多玩法，仍然会遭受误解。

这也意味着，在加速商业化的过程中，不断下沉的音乐节或许也应注重消弭现场文化与大众认知之间的矛盾，让音乐节文化真正走向生活。毕竟，盈利固然重要，但包含旗帜在内的摇滚文化也是乐迷们所渴求的观演体验“套餐”，如朴树在淮安龙宫音乐节上所言，“恳请主办方尊重观众们的体验”。

在音乐节不断下沉化、扩大受众消费层次的过程中，也仍旧希望大众对不熟悉的亚文化报以尊重，让猎猎风旗在音乐节的上空飘扬共舞，装点每一场“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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