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里的游戏史：小霸王

2017年，我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游戏风云》的书，于2018年出版，2022年再版。写书过程中，我采访了一些特别普通的普通人，他们的经历普通到根本不值得写到书里。但有一些人让我记忆犹新，所以在出第一版时，我就随手把这些人的经历整理了一下。然后这些内容就被我扔到电脑深处，期间拿出来修改过几次，但也止步于此。最终决定还是直接发出来，帮助各位读者一起找找自己童年时的游戏回忆。

当然因为是随笔整理的，所以内容比较琐碎，大家见谅。

1.

对于生在80年代的人来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童年可能更幸福一点。和内陆的游戏玩家相比，这些地方的小孩很早就见过各式各样的游戏机。上世纪80年代，雅达利、Colecovision、Intellivision 和Commodore 等游戏机流入中国，并第一时间就有了国内的电子厂进行仿制，不过这些仿制品主要就在沿海省份销售。不过，这些仿制主机价格高昂——多数都要上千元人民币。而80年代末期的人均工资只有几十元，显然这是多数家庭无法承受的，加之当时技术实力有限，游戏机的缺陷多，游戏少，所以并没有真正普及。

当然，那时的中国社会也没有娱乐这件事。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娱乐是耻辱的，是勤有功戏无益，是玩物丧志。而推动娱乐，需要人思维层面的改变。这个改变随着1978年一起到来。那几年，大陆上的每个人都搞不清自己何去何从，用一个词形容，只能是迷茫。但在迷茫中，每个人又都信奉一件最简单的事：只有金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随着创业的热潮，工厂此起彼伏地出现在了中国的沿海城市。

那个阶段中国厂商已经开始研究仿造海外游戏主机，当然仿造是委婉的说法，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盗版。只是当时中国并没有加入国际上的贸易体系当中，并且大部分国外企业也并不在乎中国市场，所以这些盗版行为都不了了之。甚至对于欧美国家来说，这种仿制行为也只是法律的擦边球，如何界定电子产品的盗版和仿造一直到21世纪才有了普遍的判例支持。

早期中国较为出名的国产游戏机是上海广播器材厂的 MTG-8210 型盒式电视游戏机，模仿自在欧美也相当冷门的游戏主机 Arcadia。后获得航天工业部科技成果四等奖，还在虹桥机场的登机牌背面登载了广告。这款游戏机销量虽然没达到2000台，但依然有不少上海玩家接触过，因为上海广播器材厂改造了一批街机版，放在了青少年宫。

在当时最为知名的产品，反而是在一个未来不太能和游戏产业挂钩的城市——柳州。1985年由柳州市自动化控制设备总厂下属的汉龙电子计算机分厂开发生产的汉龙游戏机上市。这是一款雅达利2600的兼容机，但不是直接模仿雅达利2600，而是模仿自另外一款雅达利2600最知名的兼容机，台湾普泽公司的宾果，欧美玩家更为熟悉的名字是 Amigo 。汉龙游戏机具体销量未知，但在南方的大城市里有不少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过的玩家，甚至在一些二手平台偶尔还能看到销售。

2017年，我采访过一位前汉龙的员工，为了联系到他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流程。起初是没有任何渠道能接触到，但偶然一天，我在某二手平台发现了有一个卖汉龙计算机铭牌的人，问了一下才知道就是当年厂里的老员工，这些铭牌都是剩下的，当垃圾一样卖。也就有了我的第一个被采访者。

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也不是非写不可的内容，我并没有见到他。并且年龄差距过大，他是60后，与我父亲是同龄人，而我是90后。他甚至也不愿意和我多聊，仅打了一个10分钟的电话。

我这里就称呼他为李先生。

李先生是曾经汉龙的一名销售员。当时汉龙业务还是做家用电脑，游戏机只是周边业务，至于怎么开始的李哥也不知道，总之突然就多了这么个产品，并且在制作完成后一度销售不比主业差。只是没坚挺多久就没人买了，这个产品也被立刻放弃，实际上当初整个厂子的效益都不好，电脑相关的业务一共也没做几年就不干了。具体情况因为时间太久也无法回忆，总之时间很短暂，做游戏机的时间可能只有两三年时间，甚至更短，半年也有可能。据他说销量肯定上万台，但也没有大几万那么多。我问他当时怎么看这个游戏机的，他说：“当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游戏机。”到现在，他也没玩过任何游戏机。

那个年代，有体验过游戏机经历的国人很少。

2008年左右，我在百度贴吧上认识过一个纯网友，我叫他老张。

老张为我提起过一段回忆。

那是在1988年或者1989年，具体时间他记不清了，当时大环境已经比较宽松了，每个人都想下海做生意，投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

我没见过老张本人，很多年前看过QQ空间里他的照片，高高大大，五官方正，乍一看就像是一尊兵马俑，当然产地不太对，老张是地地道道的河南郑州人。讲他的故事时给我发的语音，一口河南话，让本来有些伤感的故事平添了喜剧效果。

老张的父亲是最早下海创业的一员。

父亲没上过大学，中学后在一家国营商场卖过货，据说那段日子过得还挺开心，每天上班主要工作就是和同事唠嗑，至于东西卖得怎么样和他关系也不大。那会的国营商场根本谈不上有服务，愿意卖给你东西就是给你面子，你爱要不要。一直到民营经济占据零售业主导，才真正出现服务员的概念。

老张父亲慢慢也觉得这种生活有点无趣了，有那么一天，突然觉得既然现在市场上什么都缺，就决定自己干点事，总比拴在商场里强。那些年还在打击投机倒把，老张父亲也有点怕，但想到自己就是个小买卖，怎么也打不到自己头上，就直接辞了工作，下海了。据说那天回去就跟媳妇干了一架，那年老张还小，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当事人回忆说家里锅碗瓢盆都砸了，老张父亲光着膀子在外面抽了半宿的烟，母亲在家里哭哭啼啼，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老张盘算了一晚上离婚到底跟谁，想到早上觉得应该还是跟爸爸，因为妈妈天天让他学习，太烦人了。没想到第二天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母亲还是一早起床做了三碗面，甚至还给父亲加了个蛋。很多年的时间里老张一直以为那只是一场梦，一直到结婚后才明白这就是婚姻的真相。两人吵来吵去，也不能把船凿沉了。

父亲起初做的是外贸生意，从上海买电子产品回来卖，生意不大，全靠自己往回背，装个大麻袋，一趟又一趟。成本除了买货的钱，就是一张火车票，在上海老张不住宾馆，一是自己做的事在当时是不是完全合法也有解读空间，住宾馆目标太大；二是住不起。基本是在朋友家的沙发凑合一下，临走前给朋友塞点钱或者土特产。

相较而言，回家的路更难一些。那会的火车不限制旅客带多少东西，所有人都大包小包的，甚至还有带鸡带鸭的，车厢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老张买的东西还贵，也怕被人惦记，所以根本不敢合眼，就盯着自己的包，有信得过的人帮忙看着才敢去上一次厕所，不行就憋着。那会从上海到郑州的火车要将近一天，后来也开始从广州深圳进货，那时间更长了，也更折磨人了。

苦是苦了点，但赚得也是真的多，跑两趟赚的钱就超过一般工厂工人的月工资。那时的市场还是物资匮乏，只要有新鲜的东西，很容易卖出去。加上当时的市场不透明，价格基本都是乱叫的，遇到不懂行的很容易就赚笔大的。这些生意为家庭赚取了第一桶金，至少摆脱了温饱的压力。显然这应该是一个劳苦父亲的伟岸形象，但是在他儿子眼里并不是。

老张跟我说他父亲时，多少有点咬牙切齿，如果不知道那是他父亲，更像是杀父仇人。我后来跟老张说这个形容时，老张想了一下说：“这就是杀父仇人，因为他我从小都没怎么跟我爸生活过，当年还想过要跟父亲，简直是瞎了眼了。”

父亲常年不在家，家庭关系越来越差，夫妻关系能靠着金钱勉强维持，但父子关系就没那么容易了。那时老张只有五六岁，经常哭着喊着说要爸爸，母亲给他讲道理说父亲要赚钱养家，但小孩子哪里懂这些。只知道见不到爸爸就哭，就闹，无数次晚上哭喊着要见爸爸，当时父亲住的地方没有电话，甚至连爸爸的一句安慰都听不到。老张的童年里的父亲，就被那个一直去外地背货回来的人无情地剥夺了。两个极端的形象，在老张的眼里重合了。

一次老张的父亲去了深圳，合作方说有个东西可供孩子玩，回家哄哄孩子。就拿回来了一台雅达利2600游戏机，这时距离雅达利崩溃已经6年，而雅达利2600已经上市超过10年。按照一台垃圾拿回来的，除了比较重以外，没花钱。据说一开始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让合作方给手写了一个怎么安装的简易说明书，才放心拿回家。

回来鼓捣几天，发现还可以用，但开机后就遇到一个大问题：没有游戏。一家三口都不懂怎么用，原来不是只要游戏机就可以玩游戏，还要有专门的游戏卡带。游戏计划流产了。几个月后，父亲左右托人打听，终于搞来一盘《吃豆人》——就是那个造成雅达利崩溃的诱因之一的《吃豆人》。这也成为了老张最早的游戏回忆。因为父亲常年经商，接触人多，相对开明，并不管他玩游戏，偶尔两人经常一起玩。这成了他对父亲最早的回忆，也是难得的美好回忆。老张对我说：“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打了一下午游戏，我妈看不下去了。就骂我爸，说把我带坏了。我爸就和我商量，打到吃晚饭，饭后去学习可不可以。看我妈那个来势汹汹的我哪敢说不可以啊。”想了一会又说：“虽然当时觉得挺烦的，但现在还特别怀念。已经没人管我玩游戏了，我也玩不动了。”

我在和他聊到这个话题时，老张已经35岁，自己的孩子都上了小学，据说成绩还不错。老张对我说：“有时候我看我儿子躺在床上玩 iPad，我当时就气得不打一处来，但每次都能忍住，因为总是可以想起来和我爸玩游戏的那段时光。然后平复一下情绪跟孩子说，我跟你一起打两把，然后你去学习可以吗？”为了和孩子能玩到一起，老张还专门下了《王者荣耀》，每天都会打两把，据说不比孩子打得差，老张说这是童子功。当然老张也知道，孩子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苦心。

老张和孩子的关系还是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反馈。几个月前，老张的孩子突然跟他说，一起打把游戏，开打老张才知道，原来是孩子和同学一起玩，正好差一个人，不想带路人，才找到了他。等孩子的同学知道原来那个人是他父亲以后，纷纷表示有这样的父亲真好，让孩子在学校颇有面子。之后有一次孩子和同学出去玩，老张还专门去跟自己的战友打了个招呼，顺便把单买了。那几天孩子对他态度格外的好，甚至回家主动学习。

我本以为老张的故事到此为止。

几个月后，他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突然想找雅达利2600，从外网上买了一台18手的游戏机，甚至专门买了一台老电视，回家鼓捣了几天装上，确保能用。找了个机会叫来父母吃饭，茶余饭后跟父亲一起玩了两把。问父亲还记得小时候一起玩游戏吗？父亲说，光记得玩游戏，玩的是什么不太记得了。老张说那一瞬间才突然觉得父亲是真的老了。但看着父亲灵巧的玩着游戏，他明白父亲要么是在口是心非，要么就是关于游戏的回忆深深地刻在了肌肉里。

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游戏机是父子关系最早的记忆。

2.

被中国消费者第一个接受的游戏机是小霸王，模仿的是任天堂的知名游戏机 Family Computer。

任天堂在设计红白机时，出于成本考虑，基本都选择了通用芯片来降低采购价格。这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但也导致了红白机非常容易模仿，甚至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里，主要流行的都是红白机的仿造机。有统计显示，在全世界市场，红白机的仿造机销量和正品相当。当然在多数国家这都是违法行为，只不过在当时跨国案件十分复杂，除非是在美国或者日本市场仿造，否则哪怕法律意识极强的任天堂，手也够不到那么远。

小霸王不是中国第一家模仿红白机的公司。红白机上市不久，台湾和香港就有公司模仿出来，比较出名的是台湾嘉霖行的胜天-8800和晶技科技的小天才，胜天-8800是直接使用了红白机的外观，只是颜色改为蓝色，成了“蓝白”机，而小天才使用了美国NES的外观。相比较而言，小天才的技术实力更强，能够完美兼容大部分红白机游戏，理所应当小天才更加成功。甚至远销海外，俄罗斯市场最火爆的红白机兼容机 Dendy，波兰的 Pegasus，拉丁美洲的 Nichi-Man，都是小天才跟不同市场合作的贴牌主机。小天才可以说是当时游戏机市场的隐形巨头。甚至充当了任天堂背后灵的形象。

台湾厂商模仿红白机成功的背后源自另外一家公司的成功——台湾联华电子。台湾联华电子成功仿造了大部分红白机所需的芯片组，不光是完美兼容，甚至价格更低，这为仿造市场提供了最完美的技术解决方案。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为仿造红白机提供了更便宜的平替。当然这些芯片组也流入了大陆公司。

80年代末期，广东有不少公司模仿出来红白机，部分机型的销量在珠三角地区很不错。尤其是广东的小城市里，很多人小时候的游戏记忆不是小霸王，而是某些没听说过的品牌。但纵观全国来看，小霸王是绝对的成功者。

如果是一名普通的消费者，知道小霸王一定是通过电视广告。1991年6月，小霸王投入40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一则广告，即“拥有一台小霸王，打出一个万元户”的有奖销售活动“小霸王大赛”。随着这则广告的成功，后续的广告铺天盖地地袭来。

小霸王的成功是一连串极其正确的决定创造的，甚至走错一步都可能无法带来日后的成功。除了选择有大量游戏的红白机模仿、注重品牌推广外，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提出学习机的概念。1993年小霸王自主创新推出学习机，配有键盘，主打“学习打字”功能，借势当时最热门的486电脑，命名为小霸王SB-486D。1994年进一步推出了升级版，二代学习机，并邀请成龙等明星在央视宣传。

游戏机的受众人群一定是小孩子，而让小孩子跟父母说我要买一台游戏机，在中国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愿意给孩子买游戏机的家长一定撑不起日后小霸王的市场。于是学习机这个概念就产生了，如果孩子跟父母说，我要小霸王是为了学习，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中国人在两件事上绝对不凑合，吃和培养孩子。

中国家长有非常强烈的育儿焦虑，生怕自己的孩子落后别人。尤其是在新鲜事物上，自己虽然不会用电脑，但是希望孩子可以尽快学会。而当时的家用电脑太贵，小霸王就变成了相对便宜的选择。当时的一台家用电脑价格普遍在1万元人民币以上，而进口的任天堂红白机在1500元人民币上下，台湾生产的山寨机在600到1000元人民币之间，小霸王只卖300元人民币左右，甚至后期价格继续走低。这个价格优势让多数城市里的父母给孩子买一台电脑变得有可能了。

买小霸王就成了看似双赢的结果，孩子可以玩游戏，家长认为买来孩子可以学习。

当时小霸王并不是唯一一家打着学习机卖游戏机的公司。裕兴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但裕兴搞错了目标群体。裕兴在教育功能上下了极大的力气，甚至开发了很多堪称黑科技的功能，比如把VCD机和红白机做到了一起，能打字和上网，甚至还能用打印机。可是在游戏方面却没什么太大的成绩。要知道虽然是家长花钱买学习机，但肯定会征求孩子们的意见，小孩子不傻，在裕兴和小霸王中选，大部分还是选择了小霸王。

除小霸王的自身经营外，毫无疑问小霸王的成功和任天堂的成功直接相关。任天堂和其他日本游戏公司提供了大量可玩的游戏，这些游戏通过盗版进入中国，为游戏机填充了最重要的内容。

小霸王也是我童年中印象最深刻的游戏机。

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奶奶家。我第一次在奶奶家见到了小霸王，但当时的我太小，只能站在身后默默看着别人打游戏，说实话，我对里面的游戏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我完全无法回想起来玩的是什么。但没多久，我自己家里也有了小霸王。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本以为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到了学校才发现，几乎所有同学都有，也让这件事变得可有可无了。小霸王变成了一件很普通的生活调剂，在学习完后，或者节假日可以拿出来打一会。

我在小霸王上的游戏回忆比较另类，让我印象最深的既不是《超级马力欧兄弟》也不是《双截龙》，而是一款很冷门的游戏《忍者猫》，其出色的画质和动画风格的演出让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款游戏难度比较简单，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恰到好处。

那个年代很多红白机的游戏都是移植自街机，而街机需要高难度以确保玩家能不停投币，哪怕移植到了红白机上，很多游戏依然保持了极高的难度，至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不友好。

小霸王是很多同龄人的共同回忆。

我有一位工作上接触到的朋友小李，讲过让我印象最深的关于小霸王的故事。

小李是个女孩子，不是一个游戏玩家，这个不是绝对到，甚至小李手机游戏都不玩，连最喜欢的三消游戏都从来不碰，更不要提《王者荣耀》这些。别人通勤打游戏，她通勤都是看剧，甚至专门买了个iPad当作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启动器——除了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她的 iPad 干净得仿佛是新买的。之所以联系到我，是因为所在的投资公司在看游戏项目，此前小李主要是看吃喝玩乐的，其中投餐饮多一点，而老板逐渐也关注电子游戏项目，强迫她必须看看。完全不懂显得不太好，就问朋友，然后联系我，希望我给她讲讲游戏行业。当时我就发现她对游戏的了解匮乏，甚至没听说过任天堂。

我和小李第一次见面是在三元桥的一家咖啡馆，她穿了一身教科书一般标准的女性职业装，西装、西装裙和黑色高跟鞋。还专门对我解释，说之前见了一个政府部门的人，否则不会穿得这么正式。正式到和咖啡馆里的其他人格格不入，一度让我有点尴尬，后悔自己为什么没穿件衬衣来。我给她讲了三个小时游戏行业的宏观概念，从最基本的游戏史，到游戏到底是怎么开发出来的。我本来以为她就是听听而已，没想到整个过程里一直在拿着小本子记，大概记了八九页，工工整整。后来我又跟她见过一次，这次直接告诉她，要不然你录音吧，写得太累了。她仿佛早有准备的掏出来录音笔。这次聊得细了很多，拿着一些上市公司的情况跟她一点一点交流，期间还是掏出来笔记本记录了几次。

从她的反馈来看，一定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优等生。

两次的见面让我感受到游戏只是老板安排的工作。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听到她真的对游戏感兴趣，直到有一天小李知道我做过游戏以后问我：“你知道怎么在手机上玩《超级玛丽》吗？”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超级马力欧兄弟》，然后告诉她，这游戏没有出过手游（我见她的时候真的还没出过手游）。她很失望，我也没有多问。几天后她又问我，怎么在电脑上玩。我从网上找了个教程，教她一步步安装模拟器，装ROM，最终成功玩上了她的《超级玛丽》。这时，她才愿意给我讲她的故事。

她记忆里一共只玩过三款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坦克大战》《魂斗罗》。除第一款外，其他三款甚至是我帮她回忆起来的名字，我还把这三款游戏对她都进行了科普。

除了第一款以外，其他三款甚至是我帮她回忆起来的名字，我还把这三款游戏对她都进行了科普。

《超级马里奥兄弟》是任天堂的第一方游戏，也是任天堂历史销量最高的游戏之一。在游戏策划领域，经常把《超级马里奥兄弟》认为是游戏策划的教科书，也经常把这款游戏认为是游戏史上最成功的游戏之一。这也是几乎所有中国红白机玩家都玩过的一款游戏，甚至是对红白机唯一的印象。我甚至见过很多一辈子都没有玩过游戏的老人，在说起当年红白机游戏的时候，都清楚记得有一款游戏是一个红色的小人跳来跳去。

《坦克大战》来自南梦宫。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款游戏在日本本土和欧美市场都算不上太成功，销量虽不差，但是在那个时代，不要说跟任天堂第一方游戏比，在南梦宫自己的游戏里都不算是非常好的。而这款游戏在中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款非常出色的多人游戏，在家里可以父母朋友一起玩。虽然是战争元素，但是没有暴力血腥的场面。同时游戏难度很低，也适合新手去玩。种种原因让《坦克大战》成为中国玩家最多的红白机游戏之一。时至今日我们回头去看，其实《坦克大战》也为大多数中国玩家提供了电子竞技的启蒙。

《魂斗罗》来自科乐美。因为两位主角致敬了施瓦辛格和史泰龙，在北美和日本也非常火爆，加上科幻的设定，是科乐美在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游戏之一。类似还有TECHNŌS的《双截龙》游戏致敬了李小龙，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销量，在中国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关于《魂斗罗》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当时《魂斗罗》在游戏里的名字是繁体字，而多数小孩子都不认识繁体的“罗”字，所以在我小时候听到过很多奇怪的念法。最离谱的名字是，念对了这三个字，但是念出来的是“罗斗魂”，方向错了。

关于《魂斗罗》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都市传说——水下第八关，关于进入这个关卡的描述是：“在第七关的后部分，有轨道小车出现，敌人乘小车攻击勇士。勇士要从其头上跳过去，然后向空中开3枪，不能击中任何目标。这时敌人行至左边时会变成一只大螃蟹向勇士冲来，勇士跳起踩到螃蟹背上，就可进入到海洋关中。”但经过这么多年，没人能够成功尝试出这个水下第八关。这两年网上流传的说法是MSX2版本存在第八关，但这个说法牵强附会，甚至是常见说法里最错误的。一是MSX版本实际是19关，不只是有第8关，并且不是隐藏关卡，甚至也没有水下主题；二是早期秘籍都在明确指向红白机版；三是MSX2在欧美都是极其罕见的机型，四代MSX的销量总共加起来只有900万台，主要集中在日本市场，中国的消费者是很难接触到的，甚至在早期中国的游戏媒体都没提到过这台机型。相对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时确实有一些盗版卡带存在Bug，可能会出现渲染错误的情况，有人就在渲染错误的基础上脑补出来了攻略。卡带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Bug这件事是确实存在的，有不少人的回忆就集中在《魂斗罗》中，比如贴图丢失或者颜色出错，而这个颜色出错很可能就是导致玩家认为关卡是在水下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当时胡乱写攻略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期杂志上的攻略都会有几个是错误的，哪怕欧美的杂志错误的秘籍也经常出现，这是没有互联网前的常态。

为了讲的更清楚一点，她又约了我见面聊。我不是多喜欢跟人面谈，北京太大了，见一次耽误的时间太多。但我偏偏又不知道如何拒绝她，仿佛我是补课老师，虽然知道学生不会给我钱，但因为学生成绩太好了，还是想去辅导一下。

我们在一家北新桥的火锅店里吃的饭，我给她讲了很多游戏本身的事情。那是我跟人聊游戏特别开心的一次体验，她是最好的听众，了解不多，但有强烈的摄取欲望。并且因为是优等生，所以特别会提问题，每个问题又能延伸出来一段新的交流。我们一直聊到了火锅店轰人。饭后在北京的老城里散步，微风吹起衣摆和头发，月光撒在古旧的建筑上，万籁俱寂。偶尔经过的醉酒行人和汽车带来了一丝生气。这个场合仿佛是在暗示我们可以说点自己的故事。

她就对我说了她的故事。

小李说她来自苏州，父母都是苏州一所本地院校的大学教授。她初中高中都是苏州中学的，据说这所学校是江苏全省最好的学校之一，她也一直是全校前二十名。因为江苏高考政策特殊，导致她差一点没去成北大，最终去了人民大学学金融。本科毕业后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了个金融的硕士，然后回国就开始做二级市场投资。此前一直是看消费相关的，刚刚被要求看一看游戏。从经历来看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邻居家的孩子，周围所有同龄小朋友的童年噩梦。现在的收入也达到了同龄人的顶峰，过上了标准的白领生活，甚至努努力也能看到金领的边。她是幸福的，至少她自己这么觉得。但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她也越发感觉生活不开心。有一天躺在床上回想自己最开心的时候，就想到了小学时，每年暑假过得都很开心，一种格外怀念的开心。

顺着这条线索，小李开始回想小时候暑假都发生了什么。小时候每年暑假因为父母没时间看她，都会把她送到奶奶家。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是奶奶的生活状态更原始一些，每天早上起来去早市买点菜，白天打理一下种满蔬菜的后院，然后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当时自己的表哥和奶奶住在一起，表哥比较爱玩，为了哄他，家里有一台小霸王游戏机。每年暑假小李都会和表哥一起玩游戏。小李觉得可能是游戏的原因，需要从游戏里找到点快乐。

于是开始找小时候的游戏，希望重拾童年的快乐，才问到我。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游戏的故事，而是一个被生活压垮了的成功人士的故事。我问她：“玩到游戏后开心吗？”

回答和我想的一模一样：“不开心，没有小时候的感觉了。”

我们聊了几句后就发现了问题并不在游戏，而是生活。

3.

小霸王时代有一个很知名的都市传说。

在当时一直流传着收集100个希尔顿烟标可以换游戏机卡带，还有另外一个升级版是200个希尔顿烟标可以换游戏机。这个都市传说的厉害之处有两点，一是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包括中间的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再到我长大的石家庄，都有这个传说存在。也就是说这个都市传说仿佛传染病一样成功感染了全国的年轻人，只不过有些地方因为希尔顿香烟少，所以换成了其他的品牌；二是在任何渠道任何媒体上，我都没有找到这个传说的源头，甚至我翻遍了上世纪所有的游戏杂志，这件事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这个传说的存在，导致了全中国上下到处都有学生模样的人，见到垃圾桶就两眼放光要看一眼有没有希尔顿的烟盒，甚至劝父亲抽希尔顿香烟。也是一段时代的奇景。

一位朋友就给我讲了在北京找希尔顿烟盒的事情，这里干脆称呼他为希尔顿好了。

希尔顿是个地道的北京人，玩玩具认识的朋友。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地道的北京人，开着迈巴赫，几千几万地买玩具。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有钱。回答是，北京人，家里房子多。顿时释然。

一直到认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是个学霸，初中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高中是北京四中，大学是北师大，但是没拿到学位证，因为旷课太多。离开学校后，工作过两年，但频繁和领导干架，最终开始了自由职业者的生活。后来也不自由职业的，开始职业玩玩具了。他说有一天他算了一下发现，他自己吃喝玩乐一辈子也花不完了，没必要为难自己。

但希尔顿一直有个心病，就是希尔顿香烟事件。

希尔顿香烟传闻发生时，希尔顿还是小学生，他甚至不知道希尔顿香烟是什么，就听同学说凑够100个希尔顿的烟标可以换游戏，就心动了。当时希尔顿家里条件不差，但是在买游戏上还是不愿意给他花太多钱，甚至更愿意给他买玩具。希尔顿小时候很喜欢变形金刚，父亲基本上两个月给他买一个，甚至不是仿的，都是孩之宝原厂的，在当时要10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是90年代的100元，是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那时的希尔顿也有点叛逆，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而希尔顿香烟就成为了他河对岸的那束绿光，我一定要收集齐100个烟标，赚到一盒属于自己的游戏。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人们收集的东西也千奇百怪，烟标本来就是一种收藏品。年轻的读者可能不清楚，所谓烟标，其实就是烟盒。在当时有很多传说，比如有人说收集烟标是因为烟标可以提炼尼古丁，还有人说工厂会回收烟标。显然这两点都是无稽之谈，收藏烟标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当然，很多年以后，在我出了第一本书以后才知道一个冷知识：因为烟厂有钱，所以烟标的印刷质量是印刷品的天花板，甚至是印刷品里利润最高的单品。

总之，在那些年里，游戏机就和希尔顿香烟挂上了钩。

之后的时间里，希尔顿每天下学就和同学出去翻垃圾桶，一开始根本不嫌脏，直接上手就找，对游戏的冲动颠覆了对垃圾桶的厌恶。后来开始知道带个手套在包里，毕竟校服脏了免不了被一顿打。希尔顿说最恶心的一次是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只死猫，都臭了，还有蛆在爬。之后一个星期一口肉都吃不下去。

哪怕再努力，这样效率也非常低，经常是一天也找不到一个。一方面是因为希尔顿本来也不是个热门香烟，另外一方面是北京的市政人员基本天天收垃圾桶，没给希尔顿留足够的时间找烟标。

希尔顿住东城，偶然听说海淀人喜欢抽希尔顿香烟，就在周末和同学坐着公交车去海淀翻垃圾桶，然而也没什么收获。

在平平凡凡的一个下午，希尔顿的世界迎来了一次崩塌。

那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午后，普通到希尔顿记不得任何其他的事情。希尔顿一如既往地放学，然后坐了几站公交，看到一个垃圾桶，拿出手套，打开盖子，开始翻找。翻了几下没有收获，扫兴地抬起身子，一扭头，发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他爸妈震惊地看着刚从垃圾桶里探出身子的希尔顿。

显而易见的是，换来了一顿打。希尔顿说：“幸好他们是知识分子，下不去死手，也幸好我家没人打棒球，我妈不怎么做饭。但凡有一个条件不满足，我这会最好也是个残疾。”

打完以后可能又觉得对不起孩子，想道歉又张不开嘴。从那天开始父亲就换了希尔顿香烟抽。希尔顿当然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之后一段时间只能以好好学习作为回报，也很少再去翻垃圾桶了 — 路过的还会看一眼。

终于过了一两个月，在自己坚持不懈地翻垃圾桶和父亲抽烟的双重努力下，凑够了100个烟标。希尔顿说，那天晚上激动的睡不着觉，半夜翻来覆去地想怎么跟同学吹牛逼。第二天就准备去兑换，这时候才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 — 去哪换啊？

打听后别人都说是在燕莎，于是父母带着他去了燕莎。问来问去燕莎里都没人知道哪里可以换这个，他还记得燕莎里的人都把他当成了疯子，从来没见过有人拿着100个烟标问哪里换游戏，一辈子没见过。

希尔顿还记得那天在燕莎门口嚎啕大哭，最后父亲给他买了个玩具这件事才过去。随着时间流逝，希尔顿烟标的事情也不了了之。很多年以后搬家翻出来被小心保存在铁盒子里的100个烟标，看着气都不打一处来。

我问他能不能拍张照，我做书里的配图，希尔顿说：“早他妈的烧了。”

现在听起来这个骗局很弱智，但在当时来看是有一定可行性土壤的，那个时代的商家经常做一些看似奇怪的推广活动。比如我就亲身经历过，某种饼干的包装可以换礼品，而且我还真换到了玩具。这都是当时经销商的一种营销手段。当然香烟公司不可能直接做这类营销活动，但不排除有过卖希尔顿香烟的店家干过这种事，可能只是某个小卖部，但在以讹传讹中变成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捡烟盒运动。

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都市传说是红白机会烧电视，这并不完全是都市传说，以前的显示器如果长时间播放一个图像就会有残留，一般等离子电视比较严重，比如长时间看CCTV就会有CCTV台标的残留。以前电脑的屏幕保护程序都是一些乱动的图案，并不单纯是为了好看，其实是为了防止残留。所以有些游戏会有长期固定在屏幕上的UI，确实容易引起这种情况。另外早期玩家玩游戏都是在接电时热拔插，也很容易烧毁电路。当然这个传说流传那么多的主要原因还是家长不想让小孩子玩游戏。

一线城市的家长对孩子普遍更加宽容，接触到游戏机的渠道也更多，多数的游戏只要想买都可以买到，甚至正版游戏都有渠道。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孩子在那个时代都玩过《勇者斗恶龙》，而我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么一款游戏。当然对于那个时候的《勇者斗恶龙》玩家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应该是记录密码 …… 就是当时游戏的存档码。那个时代玩过游戏的肯定都记录过存档码，像《洛克人2》之类的使用的是图片存档码，对于中国小孩子来说相对容易，而《勇者斗恶龙》用的是日本假名，到第二代玩家需要记录52个假名，这个过程要比游戏本身困难得多。

这个期间还有另外一批游戏在市场上出现，我们姑且称它们为国产原创游戏。这类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 …… 抄。包括南晶科技、福州外星电脑科技和台湾的悍马小组、卡圣公司、亚斯德科技都是这类游戏的大户。

前文的内容可能看起来有些矛盾，所以这些游戏到底是原创，还是抄的？既是原创，又是抄的。这类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跨平台抄袭，比如移植街机游戏到红白机上，移植电脑游戏在红白机上。甚至还有直接抄现有的红白机游戏，只是改个名字，或者叫个续作浑水摸鱼。在那个时代有强大的开发能力对于中国公司来说十分难得，只是这个原创能力又用在了抄袭上。

这里还有个题外话，在当时普遍认为红白机卡带就是黄色的，而之所以使用这个黄色是因为黄色塑料价格最低，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各个国家都因为不同颜色塑料成本不同，导致了盗版游戏的颜色不同。我还记得第一次和朋友去日本中古店里看到卖红白机卡带时，朋友一脸震惊的表示，从不知道原来卡带还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

红白机时代还为中国的消费者奠定了很多有意思的生活习惯，比如吹卡带。在当时只要卡带读不出来，就习惯拿出来吹一吹。日后GBA时代也是如此，一些卡带不好读的是因为上面有灰尘，所以吹卡带这个行为在部分情况下是真的有用。在写这本书时，和一位朋友买了个新手机，第一次放SIM卡没找到，然后拿出来吹了吹。这肯定是这个年代养成的习惯，认为一口仙气能救活所有的记忆体。

红白机后，其他的主机游戏也有过大陆的仿制机。比如天津的新星电子的小教授主机，模仿自世嘉的MD，能够兼容大部分游戏。再比如还有新天利制作的VCD和MD的混合机型，有传言新天利的这台机器有世嘉的授权，时间太久也找不到真实的证据了，但一定程度上是有真实性的，因为在新天利的机器、芯片和广告上都有世嘉的Logo，据说芯片和世嘉MD的型号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有合作应该很难拿到这些。比较靠谱的说法是世嘉向新天利授权了《索尼克》《战斧》和《怒之铁拳》的游戏版权，不过这家公司直接出了一整套MD游戏大全。但那个时代世嘉自身经营就遇到了障碍，加上两国不同的法律体系，也没有更多的精力管远在中国的事情。在此之后，因为游戏主机的架构越来越复杂，加上针对大陆公司的版权诉讼越来越多和游戏机禁令的出现，也没有中国公司仿制国外主机。

中国家用游戏机产业一消失，就是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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