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行路难

《长安三万里》恰如其名，是一个讲长安的故事。他讲了以高适及李白为代表的一众盛唐人杰的事，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讲首都的故事。

就如同看待一切事物一样，看首都也要自内看和从外看，向前看和往后看，往小了看和往大了看，就这样也看不清楚。因为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有一个位置，恰如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也有一个位置，无论是横是纵还是斜，都要有一个坐标才能定位，否则什么都说不好。

长安起先是一道光，它就像飞蛾致力于扑的火一样，吸引着全天下的人才，有高适这样背负着光宗耀祖使命渴望建功立业的普通青年，也有像李白放荡不羁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文艺青年，尽管发心不同，但目标大抵相同，就是在这个时代闯出个名堂。

青年人总是充满自信，这种自信并不来源于认为自己一切比人强，而在于认为自己与别人不一样。高适说从未见过如李白这样潇洒的人，从他看李白的眼光中，仿佛这个世界因为李白的存在而更加炫目。即便这样，高适仍然认为他的高家枪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纵然风流人物如李白也有不如自己之处，到了长安机会无穷无尽，自己不是逊于天才的二等人，而是与天才不同的另一种天才而已。而李白的心理活动则更不用说了。

在长安这个炙热耀眼的火球里，生活着另一种生命，就是那些生于长安的人。在火球中，有世袭的权力，有成功的先行者，有依附于系统的螺丝钉，他们共同使得火球能够持久燃烧。当他们看到蛾子们扑来时，一心热烈期盼，另一心冷眼旁观：这些人或许经过我们，或许成为我们，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李白和高适在青年时第一次来，他们自以为可以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可以成为一个在光芒万丈的长安里一个更加闪亮的星，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触碰天上的云彩。但这是不能的，光芒需要燃料，巨人需要供养。摆在眼前的路只有沦为平庸或者离开，或者沦为平庸离开。长安在这时是一个梦，梦醒了，才能有做点事情的机会。

行路难，行路难，一段波澜总让人去想自己的来处和去处。高适想自己的家道中落，李白想自己的出身不良；高适想自己的建功沙场，李白想自己的文采飞扬。一年之约，一个丢了锐气，一个没了志气，一个去了商丘，一个下了扬州。长安是留不得的了，但是扎实奋斗还是恣肆人生又成了一个问题。高适努力地想找到一个保靠的奋斗方向而不得，李白也不知道高适说的辜负天才是什么意思。长安究竟要怎样去得成，留得下，这生活要怎么过才是对呢？

从老早以前就说三十而立，可是什么叫立呢？虽然不知道怎么到长安，但到了三十来岁的时候，不做什么也得做点什么。高适觉得先参了军然后再说，李白觉得先入了赘然后再说。高适一通搏杀后卸甲归田，李白结婚与否还要问问别人。本来都是自己早就知道的事，怎么偏偏做的时候好像自己不知道的样子呢？

这种时候就是去长安的时候了。

长安的魅力在于兼容并包，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各色天才们在这里相聚，碰撞，狂饮作乐，一切喜悦和热闹都自然而然，应当应分，繁荣的生活与熙攘的气氛盲目了首都的尺寸。一个人在这样的城市中，交往的人纵使天南海北，于首都而言不过九牛一毛；所行之路纵使盘根错节，于首都而言不过咫尺而已。在长安，人忘了自己的小，错把他乡作故乡。一切的鼎盛欢愉都只在须臾，朝如青丝暮成雪。

长安的可怕处在于他让你以为兼容并包。海能纳百川，是因为有吐故纳新，长安能发光，是因为有新陈代谢。狡兔死，走狗不烹何为？任你谪仙人，形势比人强，玉真公主后有杨贵妃，早年求道之李白才能再次求道；高适认了命，高家枪不必见血，如果投枪从文是命的安排，那么就这样吧。长安终于又成了远远的光。

在那个生人勿近的世界里，总有人斗志昂扬，杜甫生在盛唐，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后来也不怎么说了；也总有人不知不觉的就没了，连一个弹指响都没有。长安不在乎王维、岑参、王昌龄的喜怒哀乐，只要他们的诗留在盛唐，佚名其实也无所谓。人们经历着与前人们一样的命运，但仍在自己经历的鸡毛蒜皮中顾影自怜。

老年的高适听闻魏公公说那击破吐蕃大军的功劳可就是严将军的了，高适轻轻嗯了一声；李白遇大赦后千里江陵一日还，作诗贺。一个一生渴望建功立业，但后来想想其实没大所谓；另一个一生不知道怎么活，但活了个精彩人生。好像通往长安的路要是一帆风顺就觉得不踏实，那些门第好的及第进士的生活也没那么有意思。他们要是一直不去长安的话，在商丘或者扬州，也许会有些不一样的日子；不过后来回了商丘或者扬州，生活也有点别的味道。

大概就是：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吧。

写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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