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破百亿，电影院赚钱了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定焦，作者 | 星星，编辑 | 方展博

在一家仅有三层、主要靠超市带动客流的购物商场内，原本冷清的地下一层坐满了人，两排大麦花篮极为显眼，上面写着“开业大吉，祝票房大卖”。

这是7月北京新开影院中的一家，影院生意不错，等候区没有一个空位，检票员一边检票，一边向顾客安利，“我们这里第一排有电动沙发躺椅，很舒服，下次可以来试试。”据这位员工描述，周五晚上到周日来看电影的客人很多，最多时一场几乎能坐满人。「定焦」发现，该影院开业前的招工易拉宝还摆在门口。

老影院也很热闹。郑南是北京市中心一家影院的管理人员，影院走的是高端路线，最低票价也要接近百元。他告诉「定焦」，最近影院客流量最多的时候，单日能达到2000人次，之前淡季不过200人次。

今年暑期档，几乎所有的影院忙都坏了，漂亮的票房数据是一大佐证。根据猫眼数据显示，疫情前的2019年暑期档票房为177亿，而今年，距离暑期结束还有近一个月，票房已经超过了135亿。

票房上来了、影院热闹了，和想象中不同的是，电影院远没到“躺赚”的程度。由于低价竞争，导致占据影院收入最大头的票房分成受到影响，一些影院仍处于亏本运营的状态。即便有的影院暑期档能赚到钱，也难以抹平此前疫情期间的亏损。

这也让一些从业者感觉到迷茫。南瑾是一家影院的店长，他告诉「定焦」，他所在的影城一共8个影厅，疫情前有11名正式员工，现在只剩下了4名，客流量增加以后，人手并未增加，他们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现在，仍然不断有新影院开业，也有头部院线开始减少直营门店、向轻资产转型。未来，影院将走向何方？

暑期档，忙坏影院打工人

见到南瑾时，他正在清理前台桌子上散落的塑料牌碎片。

前一天，一位顾客领着三个小孩来看电影，只买了一张票，南瑾看到有两位小朋友达到了1米3的购票标准，便告知这位女士补票，但遭到了对方的强烈拒绝。离开电影院前，这位女士把店里的塑料牌砸了。第二天，南瑾还接到了12315的电话，投诉人正是这位顾客。

面对这种情况，南瑾说，“当个有意思的事听听就好，最近每个月都有几起”。

还有一次，两拨客人看着电影突然打了起来，还被送进了医院。事后，他们找到南瑾，要求影院赔偿一部分医疗费，理由是影院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制止。“我们知道后立刻跑到场厅劝架，还要怎样呢？”为了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南瑾开始跳绳解压。

类似的事情在多地影院上演，客人一多，影院要解决的“突发状况”也多了起来。一位从业者表示，自己经常接到集团的“问询”电话。最近的一个投诉是，一位顾客觉得影厅太吵，影响观影效果，要求影院再补偿自己一场电影。他既无奈又好笑。

7月，在《八角笼中》《消失的她》《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热烈》等片子的热映下，内地票房迎来87亿的高位，也创造了近5年来7月票房的最高纪录，在最热闹的2018年7月，票房也没超过70亿。

通常，一家影院需要设置店长、运营、市场、主管、财务、保洁等岗位。在影院发展最高峰的时期，一家多厅影城能有二三十名员工，十厅以上的甚至能达到50人。

郑南用“极限运营”形容现在的影院现状，他们一般要从早上9点忙到晚上11点。“疫情期间，集团对我们每家影院都进行了裁员，暑期档市场好了，但没有招新人。”他介绍，他所在的影院疫情前有14名正式员工，目前只有5名，客人一多，根本忙不过来。

活儿多了，一人身兼数职，成了影院较为统一的操作。

南瑾一会儿在检票口检票，一会儿跑到柜台给乘客打爆米花，一会儿还要去影厅里开空调。一个工作日上午，只有他一个人值班。同样因为集团“降本增效”，这家店算上他一共四个正式员工。新开的影院也是如此，一位检票员表示，因为保洁忙不过来，他们经常帮忙打扫卫生。

一家大影投的内部人员告诉「定焦」，其所属的集团还在继续缩减全国门店的影院人员，打算把一些不重要的岗位全部砍掉，让每家的店长把这些活揽过来。

不少影院会招成本更低的兼职暑期工分担压力，但能起到的作用有限。

“他们只能负责最基础的检票、打爆米花工作，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南谨说。影院对他们的要求也很宽松，一般不会安排他们加班。一位来影院兼职的女士告诉「定焦」，她的工作时间是早9晚6，到点就可以走。

暑期档的复苏，让影院人感受到久违的热闹同时，也承受着高负荷。

票房上去了，影院不赚钱？

热闹的表象之下，首先不得不谈的一个问题是，影院并没有想象中挣钱。

影院收入大致来源于三部分，票房分成、卖品和广告。其中，票房分成占影院收入的大头。郑南告诉「定焦」，他所在的影院7月的利润中，票房分成占比（分账后）超7成。

院线票房的分账模式是固定的，影院大约可拿分账票房的50%。经营着一家影院的陶经理举例，如果顾客花40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先要减去购票平台的第三方服务费，再扣掉税，得到一个分账票房，之后影院再根据比例进行分账。他粗略计算，这张票最终影院大约能分到15元的收益。

按理说，现在票房上去了，影院的分成不会低，但为什么不赚钱？主要问题出在了低价竞争上。

这由不少新影院牵头。有媒体统计，上半年全国新开影院391家，它们的到来让很多老影院烦恼。

刘经理所在的影院位于成都市中心，已经开了6年。最近，他店里的客人就被附近一家新开的影院分走了不少。新影院离他一公里左右，规模不大，票价低到甚至都不够发行价。刘经理很不理解，“现在不管是加盟还是直营，影院价格都乱来。”

根据多位从业者的说法，今年国产电影一张票的最低发行价大约为，一二线城市40元一张，三四线城市35元一张，每家影院会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减定价卖票。以北京为例，平均一张电影票（含服务费）的价格在37元-90元，大部分影城的定价在40元-50元，加价并不多。

发行价是片方定的最低成本价，如果低于这个数，意味着影院要自己补贴。有一些影院直接把票价定到29.9元，“这就相当于赔本卖。如果算上一个月几十万的房租，加上水电人工成本，影院肯定是亏钱的。卖得越多，亏得越惨。”南瑾说。

以前影院数量少的时候，南瑾通常会和其他影城商量，定一个最低售卖价。但现在做不到，“新开的影院太多，你不降价就相当于把顾客拱手送人。”他表示，自己被迫跟着降价，很多时候都是卡着发行价定价，甚至赔钱。

陶经理是主动降价的一员。他所在的影院位于浙江某县城，在2019年开张后就遇到疫情暂时关门，所以他称自己为一家新店。他做低价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家新影院，如果不便宜卖，我没有优势，吸引不到客人。”他表示，小县城租金不高，暑期客流也不错，收入基本能覆盖房租、水电和人工成本。

也有人撑住不降。郑南所在的影院应集团要求，咬死了不做低价。他数了数，周边至少有5个竞争对手，虽然他的店在一个大型商场内，不缺客流，但面对一张票高出其他影院30元-40元的价格，很多顾客都选择多走几步，去对面影城。这种情形之下，他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面对“价格战”，对于一些租金压力不大的国有影院或者像万达这种拥有商场的影院来说，尚能坚持，但对于一些需要缴纳高昂房租的电影院来说，压力很大。“观众已经被更低价的影城吸引过去了，很难抢回来。”不少影院从业者表示不乐观。何况，还有大量的小影投（影院管理公司）搞收购和新开，资本运作之下，票价优惠力度更猛。

至于影院的另两项收入来源，卖品主要指卖爆米花这类食品、饮料，利润较高，广告是指映前、灯箱广告等，属于纯收入（影院没有投入成本），不过这两者的基础是高客流量。

现在顾客在电影院逗留的时间越来越少，影响了卖品的收入。郑南指着影院门口的娃娃机说，“原来这两台机器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现在顾客都习惯网上购票，掐着点来取完票走，两台机器都落了灰。”广告方面，整体市场处于下滑状态，品牌方觉得影城广告曝光量一般，带来的收入也较低。

另外，这些从业者的迷茫还体现在对未来档期和影片表现的不确定性上。他们发现，市场似乎变得无规律可循。

今年春节档票房不错，以破67亿的数字拿到了中国影史同期票房第二的成绩。本以为观众观影热情回来了，但五一档没能让大多数人满意，虽然拿到了15亿票房，但开局并不热，最终票房上也缺少亮眼的头部片。对于暑期档，不少从业者起初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结果7月票房来了一次绝地反击。

对于暑期档的后半段和接下来的国庆档，他们不敢做过多预判，“从片子数量来看，现在定档的数量还不够，并不乐观。”至于影片质量，他们更不想过多讨论，“谁能想到《消失的她》能一边被骂，一边冲到35亿呢？观众选择一部片子的偶然因素太多了。”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影院？

过去几年间，电影院是被各方力捧的光鲜行业，票补助推的高票房，一些演艺界、商界大佬追逐电影梦的故事，催生了一大批影院拔地而起。

2014年-2015年，是顾客挤破电影院的两年，猫眼等平台为了刺激消费者使用自家APP下单，开启了9.9元、19.9元的票补时代，一把带动了内地电影票房。

猫眼数据显示，2013年，内地电影总票房为218亿，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达到296亿，2015年又再创新高，冲到437亿。曾有业内人士爆料，这437亿票房中有30亿-50亿来自票补。也是同年，万达院线登陆A股，当年其在全国拥有292家影院，成了名副其实的影院老大。

这也让更多人看上了影院这门生意。拓普数据显示，2015年-2019年，全国影院数量从6320家增加到了12408家，银幕数从31627块变成了69787块。彼时，不少影院从业者也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郑南因为喜欢电影放弃了稳定的国企，到了一家市中心的影院工作。2017年左右，他就能拿到一个月2万多元的薪资。

后来政策又推了影院一把，国家电影局先立下了2020年银幕总数8万块以上的目标，后又了加了一把劲，要在2025年达到银幕总数超过10万块。经过疫情期间的洗牌，直到今年上半年，内地影院数量为12157家，银幕数7.47万块。

现在，仍有一批新影院等待入场。长期来看，不少从业者对电影行业表示看好。“影院这门生意虽然是重资产投入，回本可能需要等个两三年，但相比于演唱会、旅游，电影作为大众最便宜的娱乐方式，是刚需。”

只是此刻，影院的打法正发生着改变。

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作为老大的万达电影，调整了战略。

根据财报显示，如今万达有857家影院，7203块银幕，这个数字依旧稳坐国内院线老大位置，但它开始减少直营门店，向轻资产转型，并透露在2023年新建直营影院10-20家，轻资产影院50-60家。

所谓的轻资产，是指授权外部使用万达logo，万达虽然降低了成本，但也意味着对这家店的话语权降低了。曾经，万达凭着大量直营影院，做到统一化服务和高端影厅，才成了影院龙头。现在的调整会带来什么的影响，还需要时间验证。

在某大影投从业十多年的影院店长风渡表示，自己所在的集团也在效仿万达，减少直营店数量。不过因为缺乏自有商场，集团的做法是只关不开，到今年年底，计划再关掉20多家直营影院。

另一个趋势是，很多人主动把这门生意往三四线城市移。在今年上半年新开的快400家影院中，有150家位于县城。陶经理觉得这是因为小城市租金低，但顾客不少。他拿自己所在的县城举例，虽然已经有了四家电影院，但他按照该地的客流量推算，还能再容纳下一家。

此前，影院行业已经经历了一次洗牌，像受前期资金链问题和疫情影响，曾为中国第二大影院品牌、主打二三四线的大地影院，在去年就关停了上百家店，随之退出市场的，还有一批中小影院。

此刻，洗牌还在继续，这也让身处其中的从业者开始重新思考。

“前两年还可以将影院生意不好做归结为大环境，现在，不同公司的策略、抗风险能力，以及对员工的态度都暴露出来了。有着前瞻性的影院方，进一步重组并购，甚至准备扩大规模进一步占领市场，而一些在前两年风头不错、大肆扩张的影院，面对内部亏损和外部竞争加剧，却没有还手之力，甚至只能被动地进行裁员、关店。”风渡已经开始面试新工作，他想找一家更扛风险的影院，“至少能让我把人手配齐，不在人力上压缩成本。”

不开门时，影院在洗牌，开门了，影院还在洗牌，这是很多从业者的感受。“可能还需要两年，那时候影院格局就差不多稳定了，影院状态才会真正变好。”南瑾说。

（应受访者要求，郑南、南瑾、风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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