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辉县·新中国考古的开篇之作

原文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创刊号，已故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作

建国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为适应建设形势的发展，培养干部队伍的需要，连续三年（1950-1952），在夏鼎、郭宝钧和苏秉琦先生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了辉县发掘、豫陕地区调查和长沙发掘等三次较大规模的培训性田野考古实践，取得很大的研究成果，并培养出一支骨干队伍，为后来全国考古队伍的培训和成长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并取得了经验。辉县发掘是旗开得胜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

考古研究所成立

1949年全国解放举国欢腾中国历史转型到一个新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指导下，全国上下各行业都在为建设新中国而激扬奋进。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考古学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生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时国家发展正处于三年恢复时期也就是大规模建设之前的准备时期，一切学科和工作，都要考虑为未来的使命和任务创造条件，作好准备。在历史文明悠久沉积的中华大地宝藏万千的历史文化史迹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需要调查保护发掘清理这就需要一支精良胜任的考古新军作为先头部队承担这一重任。

当时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形成了社会性的时代热潮有关社会性质考古论证资料的不断发表和展示，使学界和社会上对考古学的重要性也有了清新而明确的认识。

正在此时（1949年末），苏联派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院士来中国讲学，实际是讲以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苏联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如何取得和运用考古资料以研究历史问题的成果和意义。吉谢列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是以考古材料研究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著名学者。他来中国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作了几次学术报告。苏联考古学者以考古资料研究历史问题，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阐明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奠定了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报告阐扬了苏联学者在考古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他的演讲在我国史学界和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提高了大家对考古学的认识。考古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理论战线斗争中的一支劲旅，引起社会的重视。

因此，不论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是理论和学术研究的规律性和实证性来考虑，考古学都是不可缺而应重视的一门学问。因此国家就在文化部设立‘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即现在国家文物局前身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这两个单位都由郑振铎先生担任领导，他将文博考古界的前辈和学者团结在一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工作。

当时的大体分工是文物局负责全国文物保护和行政管理诸事宜考古所负责考察发掘研究和人才培养诸端好像一个单位的两个部分，配合得十分紧密。考古研究所是由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现职人员和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留在大陆的学者及其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人员合并组成的分考古组和史学组两部分，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比考古的人多，考古的以中研院史语所的原有人员为主，北研院仅徐旭生、黄文弼、苏秉琦和白万玉。其制度还是按史语所考古组的一套制度和办法进行。考古所成立时，郑振铎先生担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长。当时，考古组的人数很少研究人员老中青合起来才8人，连技术员、技工共14人。1950年7月，夏鼐先生来北京，考古所的几位领导在郭沫若院长的关怀和尹达等同志的协助下，对当前考古所工作做了研究和布置，认为考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培训干部，建立一支队伍，以适应日益紧迫的形势需要。通过田野实践、培训使得干部全面掌握知识技术和独立工作能力并通过发掘获取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物质文化史料。梁所长主持大政方针，指挥若定，统筹全局。夏所长负责具体业务实践和几位前辈带领青年奋搏在田野第一线。当时决定下半年秋季开始发掘，地点定在情况熟悉且埋藏丰富的平原省辉县即今河南省辉县琉璃阁一带，由夏鼐领队，能工作的人员全体出动。事情确定后即开始筹备工作辉县发掘是考古所成立后第一次培训性的考古发掘研究实践。

出发向辉县

(辉县发掘时部分成员在冰天雪地的合影（右起：石兴邦、赵铨、苏秉琦、白万玉、魏善臣）)

九月下旬夏靠先生由家返京即组织队伍准备出发。团长夏薰副团长郭宝钧、秘书长苏秉琦团员组成较为齐备，研究人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技术人员赵铃照相徐智铭绘图，老技工白万玉、魏善臣，行政管理马得志共12人。到辉县后又从安阳召唤来原史语所发掘殷墟时培训的熟练技工何振荣屈如忠、贾金华、贾金贵和大师傅王凤祥等人。队伍很整齐装备也精良除安阳技工外我们每个人配备全新蓝色劳动布野外工作服，新购的照相机是当时最好的德国产莱卡和录来福来阮等机子五六台还有精密的测量仪器等经费很充足预算了四十万斤小米当时费用以小米计算合当时人民币四亿一千万元合新币四万一千元。这次发掘的目的地，定在平原省平原省是解放战争期间在冀鲁豫三省交邻地区所形成的边区解放后改名为平原省省会在新乡市辉县这是基于：

第一，文物埋藏情况熟悉这是中研院除安阳以外较熟悉的地区战前在这里曾做过工作：（1）1935年，郭宝钧先生曾来此发掘因土塌伤人，中途停止；（2）1937年第二次在琉璃阁固围村一带调查发掘，收获颇丰发掘殷3墓座，战国大墓5座，中小型墓23座，汉墓25座，共50多座，获得精美文物1081件（个），欲挖固围村大墓而未果。所以这次在辉县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过去工作的继续。

第二，第二积累研究资料。后来我曾问过梁先生为什么挖墓葬他说挖掘墓葬为了积聚资料断代。墓葬时代明确，对断代有利墓葬随葬品多有组合，便于知道它的时代和关系。

第三，第三便于培训田野工作干部，这次参加的多为新手，挖墓葬便于实习掌握各方面发掘技术和方法，对新干部成长有利还有一点是为社会发展史提供实物史证特别是殷商时代的遗存所以很为大家所关注对当时社会思想有教育意义。

1950年10月2日，是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暖的日子我们这支装备崭新的考古新军开赴中州大地去探察拓殖这荒芜已久的考古园地。这是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团，也是为开拓新中国考古事业开进考古阵地的第一支正规先头部队。

10月5日到达辉县，县上很欢迎和支持还派了一位年轻同志随我们到工地协助工作。我们团部全体人员安营扎寨在一个地主家的小院地主家就他们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孩其余房子是空的我们占用了三个偏院。

一切工作准备停当后在开工之前，夏所长召开了全体会议，宣布分工和注意事项。注意事项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观察记录这是工作的首要问题做不好就完不成任务。另一点是安全安全第一人身安全和文物安全。在人身安全方面郭宝老和苏先生有亲身体会平常也给大家说这事。1935年郭宝老一人拿了一千银元来到琉璃阁考古发掘开始挖了一个探沟沟窄而深不慎两侧塌崩将四个民工压死在下面。出师很不利他给每人赔了二百元余下二百元作了杂费就回去了。至今说起，仍心有余悸。他很爱挖墓但绝不下坑总是以这件事为戒为怀。这次到琉璃阁来特别置了些礼物到每个遇难民工家中慰问了一番，在当地群众中有很好的反映。当时很注意爱民工作。

团里有个较细的分工夏所长全面负责主要辅导、指导田野工作实践郭宝老也指导并做实际田野工作还负责与地方交涉诸事宜苏先生负责业务管理，掌握工地探查的墓葬全面情况，墓葬的编号和分配，向所里写工作汇报马得志管后勤发放工资、置备用物、汇总报销并协助郭宝老看坑、绘图魏善臣管生活和工人每人每月元补助金交他支配赵锉负责照相并协助郭宝老看坑。白万玉管标本，凡是发掘的标本墓挖完后记录一定，全部包起后交给他，他有经验管得井井有条毫不纷乱。

我们四个年轻研究人员主要任务是看坑发掘要求全面掌握绘图、照相和记录等知识和技能每人分配1-2名安阳技工，以帮助工作。

我们都是新手技术上的事靠他们办这些技工在考古的初期阶段起了很好很大的作用后来把其中的三位吸收为正式职工。执事者各执其事，且全力以赴因此工作进行得和谐而有效。

琉璃阁发掘殷周墓葬

一切安排妥当后，10月12日正式开始工作先由两位团长领我们看了附近的地形地貌和遗址的情况，再由安阳工人用洛阳铲钻探‘画出图、编成号然后分配给各人发掘。

琉璃阁位于辉县城东一公里处因这里有一座文昌阁屋顶使用绿色琉璃瓦，所以当地人叫琉璃阁阁始建于明代附近地势开阔，风水也很好经探查古代墓葬分布在附近东北、南三个小区东区以殷代汉代墓葬为多北区以殷代、战国为多也有汉代的南区以殷代为主并有居住遗存。不同时代的墓葬相对集中。我们把不同区域的墓按时代分成若干小组，分区、分组分工按规划进行。安阳工人很有经验，钻探后能确定墓的时代在图上标明时代如战国墓27座分6个组区，汉墓17座分5个组区，分给有关同志负责发掘。

在分工方面，除夏所长外，我们都负责一个点址的发掘。当时叫看坑。坑先由夏所长分配编号由苏先生掌握，可能夏先生心里有数殷周的墓葬多分给王伯洪、安志敏，王仲殊多为汉墓把唯一的遗址分给我挖殷代的一个深井。后来出来一个车马坑夏先生自己负责挖。徐智铭先测绘琉璃阁的地形图，图测完就专门协助绘图清理。赵铃照相，也画图马得志管后勤他俩协助郭宝老看坑绘图、照相并清理郭宝老很喜欢挖墓但年纪大了不下坑不照相，也不绘图，全靠助手来做但他有个精神，可以一天坐在坑口不离开，注意各种迹象。

在工作过程中这三位前辈都巡回来我们的坑边看看表示关爱之意。从我的感悟中察知他们三位来的用意各有偏重。夏先生来是教我们先问有什么情况然后问有什么问题，包括学术和工作所有问题他都很快解决。他拿照相机，见可照的地方就照他身体力行地解决，除了讲办法以外，他亲自操作给你作示范。有一次王仲殊看的汉墓已经清理出来有保存完好的几十件陶器他束手无策夏先生给说了方法还接过绘图纸作示范。在画的过程中他一边画，一边说，如何定点、定比例、拉基线算位置等一系列注意事项和操作方法。我记得那是黄昏时段很快赶一下工画完了。回来后，大家说夏先生画得真快。我做殷代灰坑，这个灰坑深达11米，它的直径在不同深度有变化，夏先生便不时地指点变化坐标轴和测量出土物的方法。这样我们逐步熟练地掌握了田野的基本技术。郭宝老来是看的也教我们。他表示关心特别在安全方面很重视。我挖的那个灰坑很深他走到边上去看都不看也叮泞我不要下去。他有个好处见到发现文物，就给你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作什么用的早期的还是晚期的，特别是殷周的东西他很熟悉。苏先生来是了解情况的，看门道的。我记得他几次看我挖的坑问这个坑是怎么挖的，测量器物出土坐标怎么定坑体不规则，上下变化大如何转换坐标并将我的图拿去和坑形做对照，他看得很仔细叮吟我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深坑要格外小心，对标本他也很有兴趣常摸索。

工作是严肃紧张而有序的虽然生活比较苦些但却愉快而富有乐趣。当时整个的气氛是热烈而有朝气。新业伊始，人们的精神特别振奋，可以说是持续不知疲倦地工作清早吃了早饭就下工地较远的工地，中餐由工人送饭，在工地吃一般是馒头和简单的菜蔬再加些稀饭就地休息片刻。工人都是附近村中的农民回家吃饭后，即开始工作一直到黄昏。那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饭后，检视一天的工作成果和记日记整理记录、刷洗标本编号填写号码都是自己做有特殊和重要的发现及时向苏先生汇报。可以说日无暇时，足不旋踵，手不辍笔。入冬后，就更艰苦，那时气候比现在冷常下雪天一晴将雪扫开继续开工在琉璃阁工地工作进行最慢、最后才收工的是夏先生负责的车马坑。隆冬结冰，将车马坑整个冻成冰土块两个技工和徐智铭帮着剔拨绘图解剖工作做得十分仔细。对坚硬的冰块采用的是火烤剥剔法，用木炭火盆，托放在遗迹上，将冰冻的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消融一部分一部分地剔剥一点一滴地将剩余的部分完全剔出每次只有很薄的一层消蚀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所以不断地转换部位反复进行。这边烤剥剔那边这样循环往复地不知进行多少次费了艰辛的劳动，才完成了这一真正艰巨的工程夏先生的手都冻肿了他不吭声，默默地观察记录和画图。工作完毕他积累起厚厚一册观察记录和科学资料回到所里他即刻投入车子的复原制作两个月就制成了车子原大模型夏先生这种忠于科学的负责精神和以身示范的楷模作风至今还感召着我们使人念念不忘。

这次琉璃阁的发掘经过个4月的辛勤劳动，取得了很大的收获。计发掘出殷代遗址墓穴3个（大、中型），墓葬11座（连同1951年第二次发掘的42座小型殷墓共53座），战国墓27座，并获得一大批珍贵的有价值的石、铜和陶制各类文化类型品数千百件，对这一地区的殷代、战国和汉代文化规律有个明确的认识取得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标准器物，特别在殷代殉葬制度方面提出种不同的殉人方式增加了我们新的视野和认识并通过工作实践使我们初学者掌握必要的田野工作的方法过程和技术达到我们这次工作的计划和目的。

移师固围挖大墓

在琉璃阁工作了一段时期后觉得学术潜力和文物蕴涵量有限。郭宝钧先生提出到固围村去发掘大墓距琉璃阁东约里战前他曾进行过发掘而中途停止，墓葬保存得还好他引我们去做了一次调查了解那是三个大型墓葬，东西并列，可能是战国末期魏国的王陵在我们查看时当地的群众也围上来看，他们觉得我们要挖这个大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收入十分丰厚的工作机会。在琉璃阁发掘，当地老百姓很受益在琉璃阁每人每天五角工资可以买五六十斤红薯，我们来查看时也帮腔促使我们来挖掘。当我们问道这几个墓是否被盗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盗过并说某某盗过没有到底下面石头沙子盗不下去还有名有姓地举例说明，有的还现身说法，他曾盗过也没有到底。我们信以为真。因为如果真的没盗，那确实是个宝库。郭宝老很高兴，认为没有被盗掘他们几个老前辈商量后就向所里写报告提建议，郑所长、梁所长商量后同意发掘，大家很高兴，于是决定在琉璃阁看坑结束的人就到固围村去工作。

当时到固围村的有郭宝老、苏先生、魏善臣管工人，照料工地、赵锉和我。分工是第一号大墓（中间）由郭宝老负责，马得志和赵锉协助他；第二号墓（西边）由苏秉琦先生负责；第三号大墓（东边）由我负责。经团部商量决定，因限于时间和力量只挖墓室不挖墓道，只在墓道上开出一条较宽的出土通道能运土就可以。

方案确定后即开始发掘，先揭去地上剩余封土和地表积土再在南墓道上开出一条5米宽的通道以便出土。三个墓同时开工，每墓一百二三十人，平均一天四百多人最多时超过五百人，上工下工排队走在路上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的发掘大军成为当地当时的一大盛事。工作期间挖土的、运土的各负其责。农民都很勤奋而且争着要做工的人天天来问因此在队中工作的人也就更努力了工作效率较高进展也快。我和两位老前辈同挖一组大墓得益不少，有问题常请教他们他们两位的精神让人敬佩，上班按时到特别是郭宝老拿一个小凳，坐在坑边手持手杖指挥工人发掘。一会他喊“xx撅头队，头朝东屁股向西‘’，一会喊‘xxx队头向南屁股向北“，他一喊下面马上就转换方向像军队操练一样他一喊，有些人就笑也学他喊。大墓的夯土十分平整厚厘米左右很平，挖起来起层很利上面夯迹不十分清楚表面都很平光郭宝老说是用辗子辗的。苏先生也不太在坑下待。有事下去一看就上来。郭宝老不敢下坑，也不让我下坑但我一般在坑下和工人一起聊天记录层次，测量夯层厚度看迹象及遗物。他常叫：“石同志你在下面干什么，快上来。”有时还动感情。他是好意怕坑塌了出事后来我常上来下去跑，他也就不再说了。当时我们是大张口的发掘大墓的墓壁夯得很坚实所以不会有危险的。

这几个大墓的发掘工作较为费事因为它有一个墓坑的出土问题。墓室下挖一段运土通道也相应地向下挖深，有时两边同时进行。同时要将掘起的坚硬的夯层块打碎以找里面夹杂的东西有时可以见到遗留的劳动工具如铁铲一类的工具。

在发掘夯土积层时并没有发现多少盗坑只有三号坑中间有一大盗坑，其他较少。

我们还抱有希望。一直挖到距墓坑5米到了积沙层，层积较杂乱而下陷知有被盗行迹。在清理底层沙土时，内有杂物，曾被扰动当沙清理出来时，始知颤孔似的不规则坑洞遍布坑底在接近底部的四角均有盗坑穴洞始知被盗得太惨了，这种盗法叫地攻天“。在积沙层下面的撑顶木头还未朽腐时，可以承重积沙盗墓者是从墓室外的地方直打洞穴坑低于墓底然后向上攻破墓室这样形成的盗坑直达室内。进了墓室，如囊中取物上层的沙石塌不下来很安全。所以墓室东西基本盗光所剩无几在三号墓底捡到些零星的金银器物残片。二号墓中棺木保存较好苏先生将它锯成小块，装箱运回所中。

当我们将坑清理干净再站在坑边下望时不胜感叹而原来敦促我们发掘、信誓旦旦地说坑没有被盗，没打到底的那些老乡站在坑边讲起真实的故事来了并指着坑底那些盗坑说那个是谁挖的那个是某某挖的那个是我挖的等等。似乎他们都很清楚。这时我们生气也没有用只好苦着心境听他们在那里侃侃而谈了。

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快结束时在一号坑发现了两组重要的文物中间一个是在一号大墓清理坑边时在墓口东南角东边，紧靠墓边发现了一个2.07长、宽1.9、深6.05米的一个长方形小盒，出土了一盒玉器，木盒已腐朽留下放着整齐的一堆玉器。这是在埋葬完毕后祭祀的遗存我们称之为“埋祭坑“出土玉器二百多件（组）。另一组重要发现是在一号坑墓道口的左侧，发现了以耍金马头为首的一组车马器象征马拉车的一套马具，十分精美，是这次考古发现中最精美的文化类型品。此外，在发掘大墓的同时，还在靠近大墓的西边发掘了两个中型战国墓（5号、6号）其中5号墓出土一件玺金镶玉银带钩，十分精美代表当时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

这些发现使大家喜出望外有这些收获也不负大家经历艰辛、忍劳抗寒的一番苦心和期待了。这三组文物的发现，使大家的心理平衡些了费了三个月时间，花费二十万斤小米，总算有了结果给人民好交代了。

琉璃阁第一次发掘后的次年，1952年考古所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西安、河南和长沙，但辉县的工作还在继续由郭宝钧先生负责继续进行两次发掘第一次（总二次）是郭宝钧、马得志、魏善臣王振江四人于1952年10月至12月在琉璃阁和百泉同时开工发掘了座殷代小墓，并对汉代大皇家作了探掘。在工作结束后在赵固村作了调查发掘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迹发掘座战国墓葬，收获较为丰富。第二次（总三次）是郭宝钧、马得志和白万玉三人于1952年4月24至5月30日在褚丘村做了小规模的发掘，发现石器时代窖穴二处，战国墓葬15座，汉代墓葬28座，和一批铜器、陶器等文化类型品。

新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

回到北京稍事休整即开始报告的编写工作。凡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每个人承担一部分任务，由梁所长筹划主持夏所长具体安排和指导工作。琉璃阁地区：殷代墓葬由安志敏负责战国墓葬由王伯洪负责，汉代墓葬由王仲殊负责车马坑由夏鼎先生负责徐智铭协助绘图和剔拨车马迹象。固围村地区第一号大墓中间由郭宝均先生负责，第二号大墓西边由苏秉琦先生负责第三号大墓东边由我负责。整理报告的目的有二一方面将已发掘的资料整理成系统完整可以使用的科学资料另一方面培养年轻干部整理资料、驾驭资料以及利用资料的方法和能力，以期能独立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

在编写报告同时，所中采取了培养人材的传统办法导师制即师父带徒弟的办法。具体分工是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靠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我。这种指导关系不仅在编写报告期间即使在以后的学术研究、道德修养与为人做事方面都包括在内，等于师徒承传制。赵拴负责照相，由梁思永先生指导徐智铭绘图，工作多由夏所长安排指导。梁、夏等前辈，很爱护后生马得志虽从事后勤并随郭宝老绘图看坑，也对他鼓励有嘉希望他也能自勉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并举祁延需为例以勉之，终于使他后来也走上田野考古之路并很有成绩。

当时所中这样新老搭配和安排一方面便于培养青年学习成长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工作地区的分工打基础做准备。按当时形势发展与所中计划梁所长在北京统管全局夏所长负责业务，在第一线指导田野实践。在地方上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西安一个是洛阳，欲请苏秉琦和郭宝钧两先生分别主持。这次人员配备与此有关。

报告书的编写是由梁先生主持策划的，他以“城子崖“报告为蓝本定为八开大本，编写体例由他拟定，并与夏先生商量后公之于众。

梁先生是一个英明果断的人也是一个务实负责和要求严格的人，他身卧病榻，每天用书信指挥田野工作。当我们回到所中后他即将所有记录拿去审阅主要的问题他还作出记号和记录没有多久他就看完基本掌握了情况。夏先生对梁先生很尊敬并以师礼事之无论什么事他总说要和梁先生商量后再说，因为当梁先生率八路大军奋战殷墟工地时夏所长还是一个研究生在工地做考古实习郭宝老苏先生也都很尊重梁先生。梁先生看毕，便将考古记录还给各人。有一天夏先生告诉我说梁先生看了记录后觉得我的记录写得还不错。这是难得的奖誉，我听了很高兴。以后有关学术报告上的问题总是常常请教他，他也很热情地给以指导。

梁先生将记录看完后，和夏先生交换了意见，夏先生即召集大家在一起开了一个报告编写会，重点给我们年轻人讲如何编写报告以及应注意事项以墓葬报告为主，拟了一个提纲，其程序是：

1.先做基础工作，整理资料，编写资料亲自动手将所有标本清理一番，刷洗后粘对并合复原，疏理文献记录编写有关参考文献。这一阶段，技术组、照相、绘图和复原工作全面配合。

2.驾驭材料，不论墓葬形制，还是文化类型品都以单元分类分型分式加以梳理将其分门别类并有机地作为一个整体连在一起加以观察和分析。将代表性的典型标本选出来交技术室绘图照相。

3.撰写阶段将不同品类的标本和资料，加以区分归类，然后观察分析分类描述，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报告和论著做比较分析。在进行的过程中，一般都分部写或个别叙述或专题论述写好一部分就交请前辈去审阅虽然有师徒分工但大多数情况下请夏先生看稿子的时候多。他常到各研究室来看标本情况熟悉。他看得很认真，而且能发现问题。看了后给你稿子上批注得密密麻麻一大堆，都是问题或应注意事项。只要照他指出的改正，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都愿请他看，文章一经他看过心里就踏实了。

郭先生、苏先生写的初稿都要请梁先生看并商量如何写法对固围村大墓他们曾商量研究过才决定如何写的。苏郭两前辈写法略有所异但都是和梁先生研究过的。

我写的殷代灰坑报告，较单纯，一个坑一个时代。根据一些同类资料，仿照前人的写法和描述在器物的名称和写法上，郭宝老给了不少指点。断代是根据郭宝老的意见夏先生看后就同意了只是器物的描写有的部分还不够准确做了修改就通过了。固围村三号大墓的报告我没有向哪位前辈请教，自己将记录简化了一下抄好，请梁先生看。他看后说不行要重写。他说写学术报告和整理记录不一样，要有条理要有结构和体会。他给我讲了一些道理，他见我理解得还不够十分清楚也没有现成的报告参考他便说你去把郭先生二号墓的写法看一下你就照他的格式、方法写就行我回来后向郭宝老请教，并将他写的初稿拿来细细拜读了一下，明白了他采用的是开始规划式’‘的写法。即建墓时先有一个大体布置和规划，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挖建每一部分形制和特点的变化状况都写在上面最后就形成一个各部分组成的完整的墓将发掘材料中测绘的有关情况和数字加在相关的部分，再将各层次的数据列表标示于后就行了。后来我体会到这是按古建筑的特点来记述的。写好后经过几次修改交梁先生看他说这下可以了就算通过。通过编写报告我体会到一个学术成果的取得实非易事各个门类都有它自己的领域和规则，你必须走进它才能认识和了解它的特点和规律。

在编写进行过程中，隔上一段时间积累下一些经验和问题夏先生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小结一下工作说说编写工作中存在和出现的问题，并指出解决的方法逐步地使报告书整齐划一系统完善起来。开始每个人以自己所看的参考书和自认为方便的方式习惯性地写，后来都要求划一，如陶器的描写，要按层次和特征写按质量、颜色制法形制的次序各个部分的名称都要达到规范化。其他像工具、金银器、装饰品等的描写都按体例来作。对文化遗迹主要要求准确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至于功能用途并不要求完全无误地都能说出来。夏先生对报告中的资料引用和比较研究，特别重视几次提到这个问题。有的人文后引一大堆参考资料以表现其博学多识，实际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夏先生说引用资料要能解决问题或说明问题不然宁可缺如不要滥用引用别人的成果一定要严肃认真要注明出处及版本，并要查看原著。凡是他能看到的有关学术道德的方方面面都及时指出让你重视现在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在当时对我们初涉学海的年轻人来说却是立业工作之本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反复了几次，书稿的雏形就完成了。在撰写书稿的同时前辈们对绘图和图版的绘制也很重视考古是“以图存史“图之不像形体不确就要失去历史真实所以很重视技术功夫当时绘图采用缀点法表示影像，一丝不苟，惟肖惟真，效果十分好，但很费工夫，报告书上的绘图十分精美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除了专职绘图照相人员外，要求我们工作者自己要掌握这些技术，做田野工作的人要求多面手重视全才训练能测量、照相、写记录。前辈中梁思永、裴文中夏鼎等先生都能掌握上述的基本技术。因为田野工作中可能遇到各种情况，摄影达不到目的，取不到资料时就要用绘图的办法补救。夏所长很节约，但对我们在田野中多用胶片照相并不批评，反而鼓励说现在学习多用些片子学好了以后就用得少了也能掌握好技术和方法。

报告的编写，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在初稿基本完成后不久，夏所长因胃病住院治疗工作停了一段时间。后来由郭宝老负责继续这一工作。经过修改核校后，于年月出版比原定计划晚了近两年。

《辉县发掘报告》是建国后第一部考古报告。编写时梁先生说《城子崖》报告犹有未妥处一定要把辉县报告编好。他竭尽所能树立了楷模，大家全力以赴，终以善成。无论在绘图、图版和文字表述方面都是一流的，至今仍可评为佳构。可惜梁先生辞世时未能见其行世实为一大憾事，但到今犹为世所称，且犹为世所法当亦可慰先生于九泉。

《辉县发掘报告》编写出版期间，正是向科学进军和科学院学部成立后，最奋发有为的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真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做事都求尽美，干劲特别大。在东屋办公的我们三个同志，一时兴来干到深更半夜效率高速度快而且不知疲倦，精神愉快。那时郭沫若院长提出在科学院实行稿酬制，是仿苏联的办法研究人员发表文章要发稿费以资鼓励，也给我们发了不少。

生活点滴

我们在琉璃阁这一段工作期间尚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情，田野考古工作随遇而安有劳有苦也有趣有乐我们个人过了一次真正的集体生活居、食、住均在一起。郭老和魏善臣在一个小房子其余的人包括夏先生苏先生挤在一个较大的房子』约有两间两边排开，中间靠墙的地方打通中间放一排桌子每人一床一桌，一灯可卧、可读、可写，没电灯用油灯和蜡烛确实很挤但都安之若怡，和老先生在一起起初有些拘束后来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当时夭冷挤到一起倒还暖和，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一般都是连续工作，没有周日假期。在工作告一段落或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停下来开会，讨论有关问题和解决办法在这里有表扬也有批评。有一次在会上夏所长把一位同志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因为他离开坑位蹲在险坡下看书，夏先生认为这是违犯纪律，不负责任决不允许此后再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工作是严肃紧张而有序的虽然艰苦但也有乐趣。在工余之暇或饭后茶余，除翻参考书和有关资料外还常常聚在一起，谈些考古春秋中的人物和事迹。郭老常说他在安阳和河南考古情况白万玉常说他跟随安特生在甘肃一带的事情讲得绘形绘色津津有味也谈前辈中的轶闻趣事在讨论中我得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在聊天中，要有佐料，在乡村只有买花生吃一边吃一边谈这个头是由苏先生带开的他当时是我们这群人中的青年头和青年人接近在这类运作中他表现得最慷慨，有时他散步回来买一包花生一元可买五六斤向桌子上一放说“有嘴的都来’‘大家就围起来边吃边谈海空天阔什么都说，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讨论学坛减否成败。有时用’撇兰草“的办法集资买花生吃，十分有趣。那时很注意和群众的联系和关系过假日节日时还在一起联欢。我记得在年元旦时，和村干部开了一次联欢会唱戏唱歌很融洽热闹，马得志唱了京剧和“支那之夜”，王仲殊唱了一段日本歌曲我还唱了在中学学的英文歌“捉放鱼‘’，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我们就这样在明媚的阳光下冰天雪地中苍茫的大地上严肃而又紧张愉快而又胜任地完成了发掘任务…..

石先生在本文里如何怀念他的老师和时代，我们也同样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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