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智库洞察214期】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政府应当采用以人工智能技术普及为核心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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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9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发布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中国事务高级分析师乔丹·施耐德（Jordan Schneider）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人工智能与进步项目研究员和技术专家马修·米特尔斯特德（Matthew Mittelsteadt）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赢得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关键（The Key To Winning The Global AI Race）》。文章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人工智能的普及将是未来几十年国家竞争力的关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最大程度地确保包括尖端实验室、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在内的主体也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而不应仅仅依赖其在前沿科技上的领先地位和在硬件生产方面的领先优势，从而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的竞争力。因为这种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减弱，并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以技术推广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政策，从明确监管环境和适应性监管开始，同时减少人工智能变革中的阻碍，加速推广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社会的应用，从而赢得全球人工智能竞赛。

首先，作者阐释了美国竞争优势减弱的原因。一方面，随着人才的流动和开源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人工智能将会拥有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同于过去技术进步依赖于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当前的人工智能开发者享有独特的竞争自主权，顶尖且稀缺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将因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提供的高薪水而流向中国。此外，尽管在训练前沿模型的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相当多的 “秘诀”，相比于制造业，在芯片设计和社交媒体平台等以软件为主导的行业中，从业人员可以更易习得前沿模型，从业者可以借力全球创新从而缩小差距。同时，开源的成功将消除任何与软件相关的地缘政治技术差距，中国和西方世界都能获得从开源开发中获得最佳模型的机会。开源研究人员和中国大型企业都面临计算能力不足的瓶颈，这推动了降低模型训练和部署成本上的创新，但也进而促进了前沿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国界流动。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在人工智能芯片和硬件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但出口管制无法完全限制美国的竞争对手获得人工智能硬件，而且其竞争对手中国也能够自己研发出所需硬件。在出口管制范围内，中国企业仍然能够采购获得这推动了尖端人工智能芯片，例如，英伟达特意设置了一款能够规避出口管制限制的芯片，从中国企业获得了50亿美元的订单；中国也能利用全球云服务商或中国云服务商提供的海外服务器集群（server farms）来获得无法进口的尖端芯片，同时美国也没有可以阻止谷歌或生成式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thropic等公司在中国出售API访问权限的法律规定。在出口管制范围外，中国企业也正在发展本国的先进半导体，例如华为的麒麟9000S芯片。此外，随着摩尔定律（Moore’s Law)的放缓，七国集团将越来越难以推动芯片技术的发展。此外，包括量子计算、生物计算在内的范式也将发生转变，这将使全球面临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进一步缩小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美国在技术和硬件上具有的领先地位并不稳定，不应将其作为长期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基础。

随后，作者指出，技术普及才是成功的关键，而非技术发展，并提出相关建议。作者认为，通过以技术扩散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政策，可以为生产力的长期增长奠定基础。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将战略思维从研发转向加快人工智能扩散。将技术优势通过普及化和扩散，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使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真正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为经济繁荣和地缘政治战略的成功带来驱动力。首先，政府应当明确监管环境，增强适应性监管，力求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造成阻碍。对于当前美国的人工智能监管环境不明晰的问题，作者建议拜登政府根据现有法律汇编一份全面的“人工智能监管地图（AI regulatory map）”，增进私营企业创新的信心，方便国会和监管机构识别不必要的监管障碍和矛盾。人工智能监管还应具有适应性，满足不同行业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独特需求。在政府内部，拜登政府还应确定不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法规，各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也需考虑简化审批与部署流程的替代方案。其次，政府应该树立顺应人工智能变革的意识，防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反对情绪转化为负面监管，监管机构应当投资于人工智能安全工作，增强技术使用的透明度。政策制定者应当在监管中避免类似“人工智能许可证制度”的监管理念，因为这一制度为确保人工智能安全而限制和阻碍了创新所需的市场竞争。政策制定者还要警惕在之前技术革命中获利的企业和工人，他们可能因保护既得利益而阻碍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的推广。公众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负面影响的担忧与抵制可能扼杀更广泛的潜在生产力提升。对于这些反对情绪，政府应当采取增强透明度的措施，明确训练的数据集、道德原则、使用的基础模型和预期应用，同时允许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等机构标记存在已知安全漏洞的模型或数据集。这不仅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人工智能市场，还可以为可能受到人工智能风险影响的机构提供支持。国会还应考虑限制政治广告中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防止人工智能生成虚假选举信息。面对新兴的人工智能网络威胁，政府应该投资急需的关键基础设施。并且，政府应支持与人工智能检测相关的研发，例如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水印标记。政府甚至可以通过“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来帮助受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工人更好地适应新行业。最后，政府需积极主动地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生产力。在教育领域，应将关注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广泛的适应能力和技术能力上，通过适当的课程设计，培养劳动力灵活地适应各种新兴技术发展的需要；对政府而言，政府不应将人工智能视为对当前教育系统的威胁，并且应当广泛关注各类新兴学科，避免过度投资某一特定技术项目，同时增强教育业对技术变革的信心和对新技术的适应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政策制定者也应当抵制过度限制人工智能在课堂上使用的情况，认识到人工智能在解决教师岗位短缺、创新一对一辅导教育模式、实现个性化教育方面的潜力。在政务、行政方面，美国政府应当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改善业务方式的潜力，利用人工智能处理纳税申报、供应链监控和国防部的审计等可以使用自动化替代人力的工作，人口普查局也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增强与公民间的互动，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国情。在官僚文化上，美国政府应当借助人工智能变革的机会打破既有官僚结构对创新和人才的束缚，注入更具有灵活性的IT文化，比如美国国务院当前正在考虑的“Designated Technology Tours”计划，旨在通过指派外交官参与和研究关键技术，从而获取就业记录积分和晋升优先权，从而增加有技术能力的行政人员的晋升可能性，也能够使了解技术和开发人员需求的行政管理人员参与政策执行工作，并制定出促进技术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进而培育出一种新的有助于提高IT技术开发成功率和鼓励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文化。

最后，作者指出，虽然技术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使政策的制定像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美国政府的战略不能局限于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而更应专注于将战略重心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转向广泛应用，并呼吁美国政府在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时需确保灵活性，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增强竞争力做好准备，从而确保美国既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成功，又能应对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乔丹·施耐德（Jordan Schneider）：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中国事务高级分析师、ChinaTalk播客和时事通讯创始人。

马修·米特尔斯特德（Matthew Mittelsteadt）：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人工智能与进步项目研究员和技术专家，专注于研究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政策。

原文链接：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the-key-to-winning-the-global-ai-race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编

上述信息均根据原文内容整理，谨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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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朱奕霏、杨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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