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最新:远程合作往往沦为打工人,颠覆式创新还得靠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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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最新:远程合作往往沦为打工人,颠覆式创新还得靠面对面交流

导语

如今,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数量、合作与产出,都远超任意一个历史时期。同时,颠覆性创新和突破性想法,在各个领域的涌现也都变得越来越难。著名杂志Nature近日刊文,针对这一矛盾,提出了对合作创新的新洞察。研究分析了过去半个世纪内2000万份研究论文和400万篇专利申请,揭示了远程团队与现场团队两种模式,在知识生产各个环节中的差异与关联。研究发现,远程合作尽管变得普遍并带来更多科研产出,但相比于能面对面交流的科学家合作,更难产生突破性的发现。该研究对于如何开展科学合作以及如何有效资助科研项目,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论文通讯作者吴令飞是匹兹堡大学计算与信息系助理教授;通讯作者Carl Benedikt Frey是牛津互联网研究所Dieter Schwarz副教授,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研究员;第一作者林意灵是匹兹堡大学计算与信息学院在读博士。吴令飞是集智科学家社群成员和集智-凯风研读营学者,2019年曾发表Nature封面文章;林意灵是集智科学家社群成员。


研究领域:合作创新,科学学

Nature最新:远程合作往往沦为打工人,颠覆式创新还得靠面对面交流

Katherine Wright | 评论作者

刘培源 | 译者



Nature最新:远程合作往往沦为打工人,颠覆式创新还得靠面对面交流

论文题目:

Remote collaboration fuses fewer breakthrough ideas

论文地址: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3-06767-1

论文作者:林意灵, Carl Benedikt Frey & 吴令飞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远程合作显著增多,合作研究者之间的平均距离扩大了十倍。


随着人们能够与几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进行语音聊天或视频会议,人类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空前。对科学家而言,这种连通性让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合作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然而,据匹兹堡大学吴令飞领导的一项新研究,这些远程合作并未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具体来说,该研究团队发现,远程合作相比能定期面对面交流的科学家合作,更难产生突破性发现。原因何在?吴令飞认为,这是因为远距离机构成员的合作产出,通常是基于早期研究进行深化的工作,而非提出新观念的理论性创新。他还表示,这一发现对于研究者如何开展合作,以及机构如何资助研究者具有重要影响。


过去的六十年,我们见证了卫星通信技术、互联网、网络摄像头和智能手机的诞生。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促进了地理上分散的研究者之间更紧密的合作。理论上,这个过程应该导致越来越多“优化”的团队出现,其中每个人都拥有互补且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吴令飞表示,这样应该会使得每一代研究者在创新和解决问题方面,都超越前一代。但数据并不支持这种预期。“我们有了更多的科学家、更多的联系,却没带来更多的重大创新。”吴令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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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全球合作关系映射。


为了理解背后的原因,吴令飞等人分析了1960年至2020年间发表的2000万篇研究论文和1976年至2020年间发表的400万份专利申请数据。他们收集了每篇论文或专利申请的研究者的所在地、引用网络以及这些研究者在项目中扮演的角色(约9万篇论文可以获得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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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所有科学和技术领域合作距离的增长。


研究团队发现,过去六十年间,远程合作的数量和合作成员之间的平均距离都在稳步增加。例如,在1960年,一篇论文的作者们的所在机构之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0公里,汽车或火车在数小时内可以到达这个距离。到了2020年,这个距离增加到了近1000公里,通常需要依靠国际航班才能抵达。同时,研究还发现,在这数十年间,极长距离研究合作的比例增加了12%。所谓极长距离研究合作,即研究者所在机构相隔2500公里以上的合作。这个距离相当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之间的距离。


利用论文和专利的引用网络,吴令飞等人接着为每篇文献计算了一个“颠覆性指数”(disruption score)——衡量该作品所呈现的想法的突破性程度的指标。对于某篇文献,如果后续工作在引用了该文献同时,还引用了该文献的多篇参考文献,那么这篇文献就被归类为“发展性”的(developing)。反之,如果后续工作引用了该文献,但并未同时引用而其参考文献,那么这篇文献就是“颠覆性”的(disruptive)。吴令飞说:“我们把引用当作投票。当未来的新工作忽略了某篇论文所引用的更早期工作时,这就是对该论文新颖性的一种投票。”


相关工作:

集智科学家吴令飞Nature发文:大团队渐进发展,小团队颠覆式创新

Nature封面文章作者讲述论文故事:小团队知道答案


吴令飞等人发现,随着合作研究者所属机构之间的距离增加,其作品的颠覆性指数会下降。当合作者之间的距离超过600公里(相当于巴黎到法兰克福的距离)时,论文的颠覆性下降了6%,专利的颠覆性下降了12%。这种下降在各个研究领域和各个地域上都是一致的。“远程工作的负面效应在各个领域都存在,”吴令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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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远程团队产生较少的颠覆性创新。


随着深入探索研究者的角色,吴令飞等人发现,一个项目中的职责分工也受到距离的影响。那些远离核心研究团队的科学家更不太可能承担概念性任务,比如构思项目的想法或者撰写论文。这一趋势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时间段和合作规模中都存在。即使两位科学家从同一所机构转到不同的机构工作,比如博士毕业后经常发生的情况,这一趋势也依然存在。“当有人离开时,他们从项目的智力角色,转变为劳动力角色,”吴令飞说。“这在我们的数据中是一个非常一致的模式。”


将所有的数据和发现结合起来,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广泛分散的合作通常致力于对知识进行编码,而不是创造知识。尽管世界发生了所有的技术变革,“远程协作仍然集中在后期的技术项目上,而不是概念性项目上,”吴令飞说。“远程团队可能拥有更专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被利用来测试别人已经发表的想法,而不是提出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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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现场团队偏重构思;远程团队偏重执行。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计算社会科学家罗伯塔·辛纳特拉(Roberta Sinatra)认为,这一结果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鉴于研究者可以轻松分享想法并结合其知识,为什么科学突破在今天没有比过去更常见?“从数据的角度来看,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并不容易,”辛纳特拉说。“我们往往认为,如果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能够进行广泛合作,学者的多样性可能会带来更多突破。这就是为什么资助机构会鼓励跨机构和国家的合作。但这项新研究表明,鼓励跨机构和跨国合作未必是一个好主意。”


吴令飞认为,新研究结果不仅可能影响资助机构对科研团队的支持方式,同时也对移民政策有所启示。他指出,越来越多有才华的未来研究者在留学深造后发现,想在毕业后留在该国变得越来越困难。强制性地令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回国(发展中国家),通常被认为对科学家祖国有利。但吴令飞对此持不同看法。“这对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伤害。”新研究表明,即使这些科学家能够保持在线合作,他们也只是更多为某个领域的技术进步做贡献,而不是带来颠覆性的变革。


“我们必须要确定:科学的产出是什么。”吴令飞说道,“是更多论文产出,还是培养下一代智力领袖?”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需要更开放的移民政策。”他说:“年轻人才需要能够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并进行定期的面对面交流。如果学术界或工业界的研究者想要进行底层创新工作,就不能仅仅依赖数字技术与他人联系。”


本文翻译自APS评论文章,原文链接:https://physics.aps.org/articles/v1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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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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